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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创作挑战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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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字的起源，世界各国都有着不同的传说。在原始社会，人们往往认为是神创造了文字。比如我们中国古代就有“仓颉造字”之说，古巴比伦则有“纳布”造字之说。而在古埃及，则认为文字是一位名叫“图特”的神所创造的。图特深受人们的崇拜，在古埃及的神话传说中，他是掌管知识与魔法之神，用奇形怪状的图形记录神的启示，他所创造的文字也是在用图画在传达神的启示，而且教导人们写字、计算、制定历法。
但实际上，象形文字是一种从图画符号演变而来的文字，该名称源于希腊文，是由“神圣”和“雕刻”两个字组成，故含有“神圣的雕刻”之意，其组成的系统即为象形文字。这是希腊人对刻在埃及神庙墙壁和纪念碑上的文字之通称。
象形文字于公元前3200年就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有相对完整的语法规则。象形文字按其功能可分为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及限定符号。表意符号，即象形文字的图画所绘的物体与之表达的意思相近或相关；表音符号，即象形文字不代表事物，仅用作发音和注音，用于拼写单词；限定符号，则多用于单词最后以表示其之前的符号用于注音，且用于表达文字大意。其中表意符号和表音符号是最重要的。
单个的象形文字即为一幅完整的图画，一个完整的单词的书写是由多个象形文字符号组合完成。单个的象形文字经过组合后，便能成为可译读的文字。不同于其他语言和文字，象形文字的拼读有特定的顺序，需要根据符号书写的朝向按顺序进行拼读。在古王国时代大约有1000多个符号，在经典埃及语时期则简化到700个左右，不过，到了罗马统治时代又增加到5000多个以上。
象形文字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其符号的形体不断地变化，象形文字的发展演变也证明了人类社会的文字发展的趋势总是由繁到简，由难到易。文字的简化和实用是任何一种文字体系变化的一般趋势，象形文字也不例外。其发展和演变则经历了四个阶段。
1.圣书体（铭刻体）
最初的象形文字，其表示图画的作用很强。因为其包含众多的生物体形象，所以被称为象形文字。由于这些象形文字主要用于书写在神庙与墓葬墙壁、雕像、石棺、供桌、墓碑上等等，所以后来的希腊人称这种字体为圣书体；又因为早期的象形文字，一般又都是刻在建筑物上的，所以这种字体又叫铭刻体。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埃及的象形文字，就是指象形文字第一阶段的这种圣书体或铭刻体的文字。
此外，在古代埃及，因为文字的使用是有规定的，通常只有神庙的祭司才能使用，所以这些文字在祭司的掌控下，其含义就变得十分晦涩和模棱两可，又因为民间的老百姓一般都看不懂，所以其在民众的心里也显得非常神圣。因此，使用这种字体，一方面可以表示敬重，另一方面也具有装饰作用。有时象形文字不但要将人物或鸟兽的形象画出刻出，还要非常仔细地涂上颜色，所以涂色之后的象形文字，不仅仅具有文字的使用价值，同时也是一幅船精美的彩色画。最后，这种圣书体最晚一直使用到公元4世纪的罗马时代。
2.僧侣体（祭祀体）
圣书体起初是雅俗通用的，但由于它的图画性质比较难写难认，所以其后来就逐渐演变成装饰性的正体，用于比较庄重的场合，多见于神庙、纪念碑和金字塔的铭文雕刻。之后，人们开始对圣书体的符号进行简化。第1王朝时期，正草两体并用，不分僧俗。大约在第5王朝（公元前2494～前2345）时期，逐渐就形成了一种潦草的圣书体，这种潦草的圣书体，主要用于宗教写经，因此就被称之为“僧侣体”。
僧侣体是实用性的草体，其外形跟碑铭体不同，但内部结构完全一致。这是因为古埃及人用毛笔和墨水在莎草纸上写字，工整的正体变成了快写的草体。僧侣体的很多符号已失去了图画性质，多用于商业文件、私人信件和文学作品等。僧侣体最晚使用到公元3世纪。
3.世俗体
在后埃及时代，从僧侣体中逐渐发展出来一种更加简化的新字体，叫世俗体。因为该字体主要用来书写世俗文本。最早用世俗体文字书写的文献出现在公元前650年。从此之后，圣书体文字用来书写纪念物上的铭文，僧侣体用来书写宗教抄本，其他的文本则用世俗体来书写。希腊-罗马统治时代，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也用世俗体书写，甚至还在石碑上使用。世俗体文字一般用墨水写在纸草上，与僧侣体相比，更加简化，已经不具备图画的性质，一般书写方式都是从右向左书写。
世俗体虽然外形简化了，但内部结构并未改变。在罗马人统治埃及后，公众使用世俗体的情况逐渐减少。最后已知的世俗体文字刻在菲莱神殿墙壁上，可追溯至公元452年。此后，随着希腊化，象形文字被表音的希腊字母取代，埃及圣书字衰亡。
4.科普特字体
公元1世纪，埃及人皈依了基督教，这就需要将基督教的经典至译成埃及语。于是埃及的基督徒在希腊字母的影响下，借用希腊字母创造了一种新文字，称为科普特文字。科普特文字从希腊字母中借用了24个，由于希腊语与埃及语相差很大，一些音无法用希腊字母表示，于是从世俗体文字中借用了7个符号，再加1个组合字母，共形成了32个字母的新文字。到了公元5世纪末，科普特文字成为了埃及唯一书写的文字，阿拉伯征服埃及之后，埃及人改信伊斯兰教，科普特文字使用范围显著缩小，11世纪末之后就不再使用。
象形文字是由图画文字演化而来的一种最古老的字体。与表音文字不同，象形文字属于表意文字。它没有字母，只有成百上千的图形符号，而象形文字就是由这些代表各种不同语音和语义的字符组成的。除了古埃及之外，西亚的苏美尔文、南亚的古印度文以及我们中国的甲骨文等，也都属于象形文字。要掌握这种文字，除了逐字识别、反复练习之外，别无他法。
据统计，写出简单的句子最少需要会200个象形文字的字符，再进一步的水平则需要750个字符，而要想做一个出色的埃及书吏，就得再多掌握几百个字符。所以，古代埃及的学生至少要在学校里学习12年的时间，才能够熟练地运用象形文字。
学习文字如此艰难，因此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知书识字。广大的农民或贫寒人家的子弟没有财力也没有精力读书写字，只有富家子弟才有条件接受长期教育。他们不仅要学习文字，还学习天文、几何、算术、历史和地理等课程，学成之后担任国家各级官吏和神庙祭司。这些掌握了文化知识的人，被称为书吏，他们构成了埃及社会中的知识阶层，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和祭司一起垄断了广大埃及的文字知识。
书吏的书写材料极为广泛，有石头、木头、金属、皮革、陶片、麻布、纸草纸等。纸草纸又称“莎草纸”，是古代埃及人的独特创造，在古代地中海世界颇负盛名，是当时人们最常用的书写材料。纸草纸是用产于下埃及沼泽地的水生植物——纸草制成的，英文paper纸这个单词，就是由此演变而来。虽然纸草纸并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纸，但是在当时还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人们将收割回来的纸草先顺其纹路用刀劈成薄片，再把垂直相压的两层薄片粘连起来，经过一番处理之后便成了比较薄而且比较光滑的纸张，数张纸连接起来便成了纸草纸卷，纸草纸具有平、软轻、易于书写等优点，对象形文字向笔画简单、能够快速书写的察司体世俗体文字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纸草纸也易潮易燃，不易保存。古埃及使用过大量的纸草纸，我们现在发现的只是其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
虽然西方学者对古代埃及的文化和历史的兴趣很早就已经开始，但真正的埃及学却是在近代才建立起来的，也就是从法国学者商博良成功地释读了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后才开始的。
“埃及学之父”商博良成功地解读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绝非偶然，既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条件，有赖于他个人的努力和天分。所谓客观条件，是指当时欧洲人对埃及的兴趣，特别是对埃及古代文化的兴趣，再加上1798年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更加推动了这种兴趣的高涨。所谓主观条件，是指商博良本人对埃及古代文字的兴趣和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而他在语言学方面的天分无疑帮助了他在这方面作出成就。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这样的：
在1797年第一次反法联盟瓦解后，法国就开始全力对付英国，企图占领苏伊士地峡，切断英国通向印度的道路，把埃及变为进一步东进的基地，由此准备组建东方军团出征埃及。此时，法国最厉害的将军拿破仑在欧洲接连打了很多胜仗，也灭掉了很多国家，在结束意大利战役之后，他决定挂帅远征。
拿破仑远征埃及
在拿破仑看来，远征埃及是重建法兰西帝国和重创大英帝国的重要一步，他计划要把埃及变为法国向东方进军的大本营，终极目标是把英国人逐出南亚并就此终结他们的全球帝国。
从法国出发之前，拿破仑曾不止一次地向身边的近随表示，这样的进军将堪与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相媲美。
此次出征的日期是明确的，为1798年5月19日，但是有关出征的人数和舰队的数量则在不同的资料中，有着不用的说法。
据拿破仑传记迄今为止最权威、最全面且享有国际声誉的德国传记大师埃米尔·路德维希的描述，在其代表作《拿破仑传》（中文第二版）记载有“四百艘帆船在土伦海面集结待发。”以及
“这支舰队不仅拥有两千门大炮，还几乎携带了一所大学：天文学家、几何学家、矿物学家、化学家、古董商、桥梁和道路专家、东方学家、国民经济学家、画家和诗人，总共一百七十五名平民学者，还有他们所带的数百箱仪器和书籍。”
至于总人数方面，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提到：
“一旦我们占领了阿克要塞，开罗的舆论必然转向我们这边。到六月，我们就可到达大马士革，将前哨基地推进至托罗斯，再用两万六千名法国士兵、六千名马穆鲁克骑兵和一万八千名德鲁兹教徒向东挺进。德赛将直接从埃及赶来。到那时，苏丹就会知道观望才是最佳的选择。然后波斯国王再同意我们取道巴索拉和希拉兹。那么到三月的时候，如果真主赐福，我们将饮马印度河。”
据此来看，应该有26000名法国远征军是出征之前的兵力，另外的6000名马穆鲁克骑兵，应该是在金字塔战役胜利之后收下的残部，至于另外的18000名德鲁兹教徒，应该算作是法国的雇佣军吧。
因此，在埃米尔·路德维希看来，拿破仑远征之前有26000人的军队和包含2000门大炮在内的400艘帆船以及175名平民学者。
但是，这只是诸多资料中的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在由美国权威的美国国家地理学会（非盈利机构）编著的《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一书中提到：
“拿破仑的目的是穿越苏伊士地峡，到印度的土地上去打击英国。但是，驱使他完成这场伟大征程的还有另外一部分原因，那就是他对现代东方魅力的向往，而年轻的拿破仑已然完全接受了这样一种东方时尚。他的随行人员中还有167名科学家（包括数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等），负责对埃及进行彻彻底底的研究，包括对它的古代史和近代史、风俗和建筑。”
这里提到的科研人员是167人，而不是埃米尔·路德维希所说的175人，虽然这方面的人数差距不大。
但是这本书比较夸张的地方是：
“在土伦，拿破仑·波拿巴率领的一支由200艘船和40万人组成的舰队起锚了。此行的目的是征服埃及，同时削弱大英帝国的势力。”
如果说200艘船还尚可理解的话，那么至于这个40万人组成的舰队是不是也太夸张了一点？
最后，英国人安德鲁·罗伯茨，一位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作为英国皇家文学学会和皇家艺术学会会员，他在其《拿破仑大帝》（2016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即甲骨文系列丛书之一）一书中是这么描述的：
1798年3月5日，拿破仑秘密就任埃及军团司令，他仅用十一周不到的时间组织筹备整个远征，5月19日就率军启程。但在准备期间，他仍设法出席了法兰西学院的八个科学讲座。作为假情报战的一部分，趁沙龙中有人讨论假日时，拿破仑当众说想带约瑟芬、蒙日、贝尔蒂埃和马尔蒙去德意志。为了进一步瞒天过海，官方重申任命拿破仑为屯于布雷斯特的英格兰军团司令。
拿破仑称埃及为“通向世界的地理钥匙”。他的战略目标是摧毁当地的英国贸易并代之以法国贸易，最起码也要消耗皇家海军，强迫他们同时掩护地中海入海口、红海入海口以及美洲和印度之间的贸易线路。
……
他给督政府列了三条远征理由：把埃及变成永久的法属殖民地；为法国产品开辟亚洲市场；建立可容6万将士的军事基地，为进攻英属亚洲领地奠定基础。
他向战争部索要孟加拉与恒河的英语地图，还让公民皮弗龙（Piveron）随行，此人曾担任过驻英国最头疼的印度敌人、“迈索尔之虎”蒂普苏丹（TipuSahib）处的使节。
上述举动也许反映了拿破仑的最大野心，或者说最终幻想。然而督政府打击了这些梦想，仅授权拿破仑入侵埃及，并告诉他自筹资金。按照预期，他要在六个月内回国。
远征将花费800万法郎。事后人们发现，拿破仑让贝尔蒂埃、茹贝尔和布吕内分别在罗马、荷兰与瑞士勒索“捐赠”，相对来说，他没费多大力气就筹到了这笔钱。他认真挑选远征军高级军官。
……
拿破仑还特地建了个图书馆，他带了125本书，其题材涵盖历史、地理、哲学与希腊神话。这些书包括库克船长的三卷本《航程》、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李维、修昔底德、普鲁塔克、塔西陀的著作，尤利乌斯·恺撒的书自然也少不了。
他也带了蒂雷纳、孔代、萨克斯、马尔伯勒、萨伏依的欧根、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和百年战争时期法军著名指挥官贝特朗·杜盖克兰（BertrandduGuesclin）的传记。诗集和剧作也名列书单，如莪相、塔索、阿廖斯托、荷马、维吉尔、拉辛与莫里哀的作品。
拿破仑从《圣经》中获知德鲁兹派（Druze）与亚美尼亚人（Armenians）的信仰，从《古兰经》中认识穆斯林，从《吠陀经》中了解印度教徒，不论战事最终把他带到何处，他对当地居民发表宣言时几乎都可尽情引用合宜素材了。
他还带了希罗多德的书，因为书中有涉及埃及的内容（幻想色彩浓厚）。（多年后，拿破仑说，希罗多德“相信，照射在泥土上的阳光的热度形成了人类。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尼罗河的黏土会变成老鼠，可以看见它们的变化过程”）。
拿破仑知道亚历山大大帝征伐埃及、波斯和印度时曾让学者与哲学家随军。身为合格的法兰西学院院士，他希望这次征途不仅是征服战，还是科学文化盛事。为此目的，他在军中安置了167名地理学家、植物学家、化学家、考古学家、工程师、历史学家、印刷工、天文学家、动物学家、画家、音乐家、雕刻家、建筑师、东方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记者、土木工程师和气球驾驶员，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学者，他们大多是科学与艺术委员会成员。拿破仑希望学者们的工作能赋予远征军事层面以外的意义。
他没能劝服一位职业诗人同行，但他设法让51岁的小说家、艺术家、博学者维旺·德农入队。旅途中，德农画了200多幅速写。
蒙日和贝托莱领导的学者队伍也包含当时的顶尖人才，如数学家兼物理学家约瑟夫·傅立叶（JosephFourier，他发现了热传导的傅立叶定律）、动物学家艾蒂安·圣伊莱尔（étienneSaint-Hilaire）、矿物学家德奥达·德·多洛米厄（DéodatdeDolomieu，白云石“dolomite”以他命名）。
学者们不知此行终点，只知共和国需要他们发挥才干，而他们自己也可在学术界留职加薪。
……
首先，这里明确提到了有167名随军学者，之后又说到：
远征埃及是十字军东征后法国首次对中东用兵，拿破仑凭其惯有的细节掌控力准备此役。除了军队所需全部军事装备，他还收集了天文望远镜、气球设备、化学仪器、一台印刷机以及拉丁文、阿拉伯文、叙利亚文的铅字。
他致信蒙日，“你知道我们将多么需要好酒”，并告诉对方不仅要采购4800瓶酒（大部分是他最爱的勃艮第红葡萄酒），还要雇“一名优秀的意大利歌手”。（远征军一共带了80万品脱葡萄酒去埃及。）
……
1798年5月19日（周六），天气晴好，拿破仑的大舰队从土伦驶向亚历山大，马赛、科西嘉、热那亚和奇维塔韦基亚的船队陆续入队。当时，这支队伍是史上最大的地中海舰队。
远征舰队共有280条船，其中有13艘战列舰，其规格从74炮到118炮不等。
118炮军舰是海军中将弗朗索瓦·布律埃斯（Fran?oisBrueys）的旗舰“东方号”，它是水上最大战舰。
拿破仑一共集结了38000名陆军士兵、13000名水手与海军士兵、3000名商船海员。
他的陆军有些头重脚轻，因为非军官人员与军官人数比一般为25∶1，而远征军共有2200名军官，这一比例为17∶1，可见很多壮志满怀的青年渴望投身拿破仑帐下。
这里，又明确地提到了法军共有280条船、38000名陆军士兵、13000名水手与海军士兵以及3000名商船海员。
那么，这部著作里提到的法军远征军的基本情况就是：54000人的军队、包含13艘战列舰在内的280条船和167名随军学者。
这样一来，通过以上3部有代表性且比较权威的相关著作，我们可以对比发现：
1.出征前的法军人数应在3万人左右才是比较合理的，特别是如果只考虑真正实际作战的士兵人数的话，那么3万余人是比较合理的。
2.在船只方面，通过综合对比与平均来看，300艘左右的船只也应才是比较合理的。
3.至于科研人员，上面3部权威的著作中有2部都提到了完全一致的167人而不是175人。当然，这虽然不能作为百分之一百的最后定论，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可以作为暂时的结论来使用的，如果没有新的有力证据来推翻这个数据的话。
好了，以上分析完毕，我们下面的有关法军的数据暂时以此分析为依据。
1798年5月19日，拿破仑亲率300艘载着3万大军和“科学艺术委员会”（即167名学者团的正式称呼）的船只舰队，从法国南部的港口土伦出发开赴埃及，当然出于保密的要求，士兵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此行的目的地。
6月9日，法国舰队到达了地中海上的明珠马耳他岛。
几个世纪以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马耳他便不断处于战火之中，不过在并不算短的一段时间以来，这里已经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因此马耳他人对于法国人的到来完全没有担忧，只是觉得他们和其他国家的舰船一样，是来马耳他寻求补给的。岂料这次来的却是征服者，拿破仑的士兵们一上岸就采取行动，在几乎没有遇到像样抵抗的情况下，轻松地控制了马耳他首府瓦莱塔。
在拿破仑的战略棋盘上，马耳他只是一个跳板，从这个跳板跃进，便是通向更大胜利的进军路线了。
这个年富力强的科西嘉人又开始思量起征服埃及的好处：一旦占领这片热土，那里不仅将成为法国重要的海外殖民领地，而且将扼住英国和印度之间最重要的通道。
当然，从马耳他出发前往埃及的这段海路注定不会平静，因为英国海军正在想方设法拦截法国舰队。
不过至少在这一时期，拿破仑的运气的确还是出奇的好，他的舰队有序前进着，一直比追赶着他的由霍雷肖·纳尔逊海军少将带领的14艘英国分舰队要快上一步。
实际上，英国人已经和自己的敌人靠得非常近了，在6月22~23日那个雾气弥漫的晚上，纳尔逊的舰队差不多就要和多达300艘舰船（大部分是易受攻击的运输船）的法国舰队直接相遇了，当时英国战舰在距离法国舰队不过几公里远的地方驶过，但就是没有发现近旁的大型编队。
这次擦肩而过让纳尔逊后来居上，反而超过了拿破仑的前进速度，这样一来，当英国舰队来到纳尔逊判断法军登陆埃及的必由之地亚历山大港，指望在那里和拿破仑的舰队展开大战时，结果却意外地发现意料中的敌人并不存在。
无从判断敌踪的纳尔逊，只得于29日转向塞浦路斯附近的水域搜索，就此把亚历山大港“让”给了法国人。而就在最后一艘英国战舰消失在海平线上仅仅几小时之后，法国舰队中的前锋、三桅快速战舰“朱诺”号就试探性地驶入了亚历山大港。
之后，纳尔逊怀疑拿破仑将前往君士坦丁堡，于是命令英国舰队向东北，7月4日抵达安纳托利亚海岸，一无所获后向西返回西西里，于7月19日到达。
虽然前哨舰队顺利进入了亚历山大港，但是拿破仑的埃及远征之旅却也并不顺利。
本来，在风平浪静的正常情况下，他的舰队可以大摇大摆地进港，在那里卸下3万大军和他们的军需物资，然后向东面的埃及腹地挺进。
岂料天有不测风云，当7月1日法国舰队驶近亚历山大时，海上却突起大风，港区入口处惊涛拍岸，考虑此地本来就以水道艰难而著称，拿破仑只得放弃亚历山大港，改而在港区以西12公里远的一处海滩上登陆，在那里集结整队后再开赴亚历山大。
登陆行动自1日中午开始，但是居然一直拖到了晚上八点钟才告结束，那些终于得以上岸的士兵们是又湿又累又饿，而包括军马、大炮、粮食和淡水等在内的大批作战物资却都无法顺利上岸。
到了7月2日天亮之后，拿破仑便催促士兵们向亚历山大行军，似火的骄阳炙烤着大地，那些掉队的法国士兵很快就成了游牧民族贝都因人的猎物。
亚历山大曾经是古埃及的都城，在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统治时期以宏伟的图书馆闻名于世，不过到1798年时，这座历史名城早已不复往昔的繁华，一个例证就是当地才只有500名守军。
当法军的进攻突然到来时，装备拙劣的守军甚至只能用石头扔向敌人，这样一来，尽管法国士兵的状态很差，却还是很顺利地就夺取了这座港城。
占领亚历山大，意味着拿破仑征服埃及的宏图正式展开。
按照计划，法军应该赶在尼罗河水涨前尽快抵达埃及首都开罗，一条理想的进军路线是先到达亚历山大以东65公里的尼罗河河口所在地罗塞塔，再由那里沿着尼罗河前进。
当然这并不是最便捷的路线，最短进军线路是穿越沙漠地带到达曼胡尔，再由那里去拉马尼亚。
经过权衡，拿破仑决定兵分两路，他派出4个师的主力部队走沙漠路线，留出1个师去罗塞塔。
从7月3日起，法国远征军陆续离开亚历山大港，他们面临着保障乏力、供水不足、炎热难耐、蚊蝇成群的严峻挑战。由于战马严重不足，许多骑兵就只能步行，因为一批大炮无法带走，不少炮兵就又都扛起枪成了步兵；拿破仑希望沿途从贝都因人那里获得马和骆驼的打算落了空，淡水同样严重不足，士兵们只配发了难以下咽的硬面饼。
为了绝对保密，拿破仑直到地中海航行的最后一刻才发布作战内容，这使得绝大部分法军士兵都对埃及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比如这些在7月里走进沙漠的士兵们还普遍穿着羊毛料的军服。
不过尽管如此，法军主力还是走到了拉马尼亚。到达时，因为疾疫和干渴，已经有几百人死去了。
这时的法军，按照《波拿巴在埃及》一书的作者克里斯托弗的说法，“充满了厌恶、不满、忧郁和绝望”。
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了改变，尼罗河从拉马尼亚附近流淌而过，这给法国人注入了生命的活力，他们不仅补充到了充足的淡水，而且发现河岸有着大片的西瓜地，这时又恰逢西瓜成熟的时节。
虽然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早在1517年就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灭，但是之后奥斯曼又扶植了一批马穆鲁克贵族，而埃及作为独立国家的时代却已经结束了。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那时的埃及在名义上虽然属于奥斯曼帝国版图，但实际的管理者却是从奴隶武士演变而来的统治阶层马穆鲁克。24名马穆鲁克的首领分别管辖着埃及的24个行省，这些首领各自蓄有以骑兵为主的武装，有外敌时合力行动，没有外敌时则通常会因为权力和领地而同室操戈。
马穆鲁克以突厥人居多，是定居下来的中亚游牧民族，战斗力极强，尤其是他们的骑兵更是令人闻风丧胆。
在埃及的法军，终于还是惊动到了他们。
法国人开始听到这样的传闻：马穆鲁克的最高统治者穆拉德贝正在亲率大军赶来。
这个传闻在7月13日变成了事实，在拉马尼亚南面几千米远的小村舒布拉基，法军列阵迎战穆拉德贝的军队，来者包括4000名马穆鲁克骑兵和1万名用棍棒武装起来的农夫，外加1支停泊在尼罗河上的小型内河舰队。
马穆鲁克骑兵是当时战场上的一个奇观，这些骑士胯下是上等的阿拉伯名驹，自己身上则挂满了属于他们个人的财富，包括丝绸短褂或长袍、各式各样闪闪发亮的珠宝、嵌着金币的包头巾。每个骑兵都携带着大量武器，有步枪、手枪、标枪，以及1~2把佩刀。
此时的埃及虽然是马穆鲁克伪王朝时期，但是说实话，毕竟已经今时不同往日了，此时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英国和欧洲大陆都已经开始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且连后来居上的美国都已经独立了很多年，而此时的埃及呢？他们的军队还是停留在过去时代的马穆鲁克骑兵，人人骑着高头大马，手持大刀，身披盔甲，士气高涨，一副严阵以待的架势。
马穆鲁克骑兵
不可否认，虽然这些骑士大多从孩提时代就已经开始接受严格的骑术和格斗训练，而且也确实是当地里著名的勇士，可是他们在沙漠冲突中惯用伎俩的打法，在拥有高度近代化武装和训练程度的法军面前却不值一提。作为打败了欧洲各国军队的先进军队，拿破仑的大军确实在各方面都压倒了马穆鲁克军队。
战事既起，法军就以师为单位结成了许多方阵，同时有效地部署了为数不多的火炮。
在对峙了约1个小时后，马穆鲁克骑兵发起了冲锋，但很快就陷入了步枪子弹和葡萄弹所构成的枪林弹雨中。同时，法军的大炮还开始轰击尼罗河上的埃及舰队，并很快将其打散。地面交战同样没有持续太久，伤亡惨重的马穆鲁克军队逃离了战场。
到了7月21日，两军在一个名叫埃姆巴巴的地方再度相遇，站在那里的法国人已经可以窥见金字塔和开罗城的轮廓。
穆拉德贝这次投入了大量步兵，包括勇猛的阿尔巴尼亚战士，这些人曾以土耳其苏丹禁卫军的核心分子而著称一时。
法军则采取了和上一战役相同的战术，步兵们等到马穆鲁克骑兵和阿尔巴尼亚战士逼近至几十米远时才开始集中施放排枪，这给穆拉德贝的军队造成了重大的杀伤，倒毙在法军阵前的人和马的数量之多，竟然让后面的埃及骑兵和步兵根本无力再向前冲锋。
金字塔战役
这场交战只持续了2个小时，法国人骄傲地称之为“金字塔之战”，从过程来看，这倒更像是一场屠杀。法军不仅赢得了胜利，而且简直打开了财富之门，有一名“幸运的”军官居然从被他打死的一名马穆鲁克骑兵身上找到了500枚金币。
另一方面，穆拉德贝在败回开罗后就匆匆带着家人和余部退往西奈半岛，开罗成了不设防的城市。及至22日黄昏，5名法国军官带领两个连的法军开入开罗，拿破仑随后把司令部设到了穆拉德贝位于尼罗河河岸的行宫里，从而宣告对这座都城的征服。
不过法国人还没有尽享占领埃及的成果，一个威胁就向他们扑面袭来。
英国海军少将纳尔逊在7月末最终意识到法国人可能会去向哪里，追悔莫及的他像饿虎扑食般地冲向亚历山大港，却扑了个空。
虽然纳尔逊最初对法国主要舰队不在亚历山大而大感失望，但他不久就从法军运输船的存在却判断出它们应该一定在其附近。
8月1日，距离法军占领开罗仅仅1周多，纳尔逊的英国舰队就返回了亚历山大港附近，并终于发现他苦苦寻觅的法国舰队正呈纵列停泊在港区东北面阿布基尔海湾（AboukirBay）的浅水中。
阿布基尔是一个位于亚历山大东南56多公里的海湾，呈长方形，长达80多公里，一端靠罗塞塔不远，与尼罗河两个河口中的一个相连，由于常年从尼罗河口冲涮下来泥沙淤积，整个海湾内，到处是浅滩暗礁和曲折的水道，对于不熟悉近岸水情的船只来说，阿布基尔是一个陷阱。
自从与拿破仑在埃及登陆后，法国舰队司令布律埃斯海军中将本想前往科孚岛或返回土伦，但遭到多数将领反对，于是他决定前往阿布基尔停泊。
布律埃斯让自己的军舰尽量靠近岸边停泊，从而构成近乎固定的堡垒，确保能够容纳不少于500门指向外海方向的大炮，他深信英国军舰就无法向这样的舰队发起冲击。
然而布律埃斯的战术却有一个重大缺陷，他认为任何企图接近的敌人都会面临从陆上吹来的强风，而实际上地中海的风向是变化无常的，布律埃斯把他的舰队变成了一个浮动堡垒，他们背倚海滩，这位海军中将仅命令濒海一侧的火炮保持战斗状态，其余人员可自由活动，这样总数拥有1183门火炮的法国舰队就只有一半火炮能够立即投入战斗，布律埃斯自恃有岸炮支援，因此放松了纪律，法国水兵因此可以随意上岸游玩，犹如一盘散沙。
在阿布基尔湾发现了法国舰队后，纳尔逊少将召开了战术讨论会，这是他的一大发明。
以前的海军指挥官只限于相互之间讨论问题，司令官通过信号旗给各舰下达命令。纳尔逊改变了这一惯例，他更倾向于与舰长们直接讨论战术，以便让每位舰长都对作战计划心中有数。长期的作战经验告诉纳尔逊，仅靠信号旗指挥战斗是多么的不可靠，因为这种旗帜很容易产生误解，从而给整个战斗造成灾难性影响。因此纳尔逊很快就采取了果敢的行动，所有英舰鼓足风帆，分成两队夹击，让富有经验的炮手们准确开火。
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正当纳尔逊开会研讨作战方案的时候，法军哨兵也发现了英国军舰，但布律埃斯更关心的是阿拉伯人是否会趁火打劫，他命令一些水兵上岸挖井、征集粮秣，以对付贝都因人可能的袭击，因此每艘军舰都派出了25个人上岸保卫安全，就连小艇也都派了出去。结果，战斗开始后，这些人大多没有回到船上。布律埃斯估计谨慎的英国人不可能冒险进入港内，因为英国人的战列舰吃水已经超过9米，而且天色渐晚，冒险进入不熟悉的港湾，显然绝非明智之举，因此他判断纳尔逊只会在港外搦战，或是进行封锁。
然而，出乎布律埃斯预料的是，纳尔逊却是一位有着强烈进攻精神的将领，他的信条是越快进入战斗越好，虽然对阿布基尔的水情不甚了解，他却还是本能地坚信能够找到一条接近敌舰的航线。
当时英法双方的力量对比几乎相当，各有13艘战列舰，法军有1万人、1183门火炮；英军8000人、1012门火炮。尽管如此，纳尔逊确信一旦进入射程，英军将能粉碎法国舰队，他的作战计划是集中全部军舰攻击法军的前卫和中央，他判断仍然执行旧式战术的法军后卫将不可能机动增援前卫的船只，另外强烈的逆风也阻挡着他们的行动。
在那个时代，海战对于交战双方而言其实都是一桩烦心事。
由于火炮主要分布在船舷两侧，因此指挥官会把战舰排成一线长列，以利于发扬舷侧火力。这样的作战对舰船的适航性和火力的要求压倒一切，只有大型的盖仑型风帆战舰可以长时间可靠的保持在队列中，因此，这种装备二到四层甲板，70门以上火炮的战舰被称为战列舰。比较小而快速，用于侦察、袭击和通信的战舰，则被称为巡航舰。
当时的炮弹还是实心球形炮弹，爆炸力有限，战斗往往长时间难分胜负，多数情况下战斗力比较强的一方会把对方击退。因为炮弹形成的破口较小，军舰上都带有木匠，一旦漏水立即修补，除非运气好，否则击沉一艘战列舰其实相当困难。
此外，英国人与法国人对海战也有着不同的理解，自从路易十六以来，法国军舰在航速上占有了优势，因此奉行机动战术，发明了专门攻击对方索具和风帆的铁屑弹，法国炮手瞄准时通常选择较高弹道，以加强攻击的破坏力。但这种战术实际上是弱者的选择，因为失去索具的舰船也就失去了机动力，法舰便可从容逃跑了。而英军的战术确是着眼于击沉敌舰，因此炮手的弹道低平，主要攻击水线处，以求造成严重的破坏。
为了完全起见，英国人谨慎地躲避着长长的浅滩行驶，法军的岸炮列队发现后立即开火，但距离太远，毫无作用。
包围法军的前卫和中央，纳尔逊在命令"奥赖恩"号继续迂回的同时，亲率"先锋"号和其余各舰从濒海一侧包抄，这样法军前卫和中央就完全被包围了，整个英国舰队就变成了几乎以二比一的优势攻击法军，战斗发展到此时，结局实际上已经注定。
当时的法军中至少有一半水兵年纪未满18岁，其中大部分人从未经历过海战，英国海军的猛烈进攻让他们不知所措。
激战到21时左右，法国舰队的前卫已基本被歼，“征服”号悬旗投降，“战士”号也准备步其后尘，海面上到处是燃烧着的船只，弥漫的浓烟掩盖了大部分军舰，只有这些军舰的桅杆仍在炮火中时隐时现。
不过必须承认，法国人的战斗精神还是值得钦佩，尽管每一艘军舰都遭到近乎双倍兵力的夹击，但他们同样也抵抗得异常激烈。
布律埃斯中将，他头部受伤后不久，又有一颗弹片打在他身上，接着一发炮弹又炸断了他的左腿，巨大的疼痛几乎将他撕成两片，侍从想把他扶回舱内，却被布律埃斯拒绝，他说：“一个法国海军上将应该战死在后甲板上。”
弥留之际的布律埃斯继续指挥各舰抵抗，后因失血过多，身体不支，晕了过去，一名法国军官写道：“他带着战斗中所表现出的那种镇定神态，离开了人间。”
海战持续到深夜，法国舰队最终不敌，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阿布基尔海战
到次日清晨结束时，法国人损失了多达13艘战舰，剩下的2艘战舰和2艘护卫舰切断系缆仓皇逃进了地中海。
英国舰队用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才把受损的战舰修好，由于这场胜利，纳尔逊受封为尼罗河男爵。纳尔逊本想移师亚历山大，搜索并击毁剩余的法国舰只，但由于法军在亚历山大驻有重兵，设置了炮台，加之那里水道狭窄，因此犹豫良久之后，纳尔逊放弃了这个冒险的想法，相反，他遣返了900名法国伤兵。
8月12日，也就是阿布基尔之战后的第12天，拿破仑才听说了这次海战，那时他已从开罗来到达米埃塔，正在征服下埃及，最初的谣传说法军取胜，很多英国军舰被烧毁，拿破仑不由得十分得意，后来当副官把全军覆没的真实消息告诉他时，拿破仑仿佛挨了一个晴空霹雳，半晌不语，一个人踱到沙漠中，副官听到他自言自语地说：“我的海军就这样完了？难道命中注定要毁灭在埃及吗？”
若干年后，在幽居的圣赫勒拿岛上，拿破仑对布律埃斯的指挥颇有微词，他对后者的部署非常不满，认为如果按照自己的建议把舰队停泊在亚历山大，那么，不论战斗的如何发展，布律埃斯都可以得到岸炮的强大支援，不至于像这样孤军奋战。不过，拿破仑也承认，布律埃斯在战斗中“表现了最大的勇敢精神”，其它法国将领也是如此。
自1770年以来，法国海军不断对英国的海上霸权提出挑战，阿布基尔海战为这场斗争划上了句号，至少在地中海方面是如此。
这场尼罗河口的惨案，一下子把拿破仑和他的大军置于被困埃及的糟糕处境中，英军随即加大了对埃及海岸地区的封锁，在接下来的足足3年时间里，英军截获了绝大多数的法军通信，英国报纸不时以嘲讽的姿态刊登在埃及的法军士兵写给家人或朋友的信件。与其说拿破仑占领了埃及，倒不如说是埃及占有了他。
到了1799年春天，拿破仑试图带领军队北上攻取累范特，却在巴勒斯坦的一处十字军时期遗留的要塞面前受阻。
在法军开始撤回埃及时，拿破仑竟指示军医用毒药结束那些受到瘟疫折磨的法军士兵的生命。
回到开罗后，法国人发现埃及处处涌动着复仇的怒火。法国士兵如果独自走在街上，就意味着拿自己的生命在开玩笑；在城外的危险更大，向稍远一些地方送信的士兵不时会中途消失……
最终，在埃及滞留了1年多之后，拿破仑坐船突破了英军的封锁，从而回到法国。直到1801年，被英军击败的驻埃及法军余部才被陆续遣返。在拿破仑带到埃及的3万多名士兵和水手中，差不多只有一半人回到家乡，其中还有3000人重病或残疾。
当这些人幸运返乡时，拿破仑已贵为法国第一执政，而且距离他加冕为皇帝的那一天也指日可待。所以，拿破仑在埃及的失败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而实际上，远征埃及清楚地表明，拿破仑并非不可战胜。
不过拿破仑虽然在远征埃及中吃了败仗，但是他却为法国的科学事业起了引导之功。
因为拿破仑本人十分重视埃及古迹，在南下进军埃及之前，他就制定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埃及的计划，从历史学、天文学等诸多领域精心挑选出167位学者，组成一支庞大的科学艺术考察团，学者们负有收集和研究埃及历史和古迹的重任。
当时在1798年金字塔战役之后的次年8月，法国远征军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入海口附近的亚历山大城东修筑防御工事，在接近阿尔·拉希德（罗塞塔）村的朱利安要塞进行发掘时，一个名叫布夏尔（P.Bouchard）的上尉军官的手下意外地挖到一座黑色的大石碑，工程兵军官布夏尔对古希腊文略知一二，因此报告了上级。
之后拿破仑对这块石碑十分重视，便下令把它运到开罗，供他在那里创立的埃及研究院的学者们进行考证研究，并且又立即下令从法国巴黎那边召来两名专家，不仅让他们用石膏把碑文复制下来，而且还将碑文拓片送给欧洲一些知名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进行研究。
罗塞塔在阿拉伯语中的发音为Rashid，英语罗塞塔（Rosetta）即为它的音译。因为石碑是在罗塞塔附近出土的，因此，根据发现地点而命名的这一原则，它就被命名为后来著名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Stone）。
罗塞塔石碑
“罗塞塔石碑”是一块长114厘米、宽72厘米、厚28厘米、重760千克的花岗岩石板。该石碑是在公元前196年矗立的，上部刻有14行古埃及象形文字，中部有32行古埃及草书，下部有54行古希腊文字。
后来考证得知，这三种文字写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是古埃及法老托勒密五世的诏书。但是由于其中的文字早被废弃，碑文的内容当时无人知晓。
到了1799年秋，法国国内局势发生巨变，拿破仑留下了带去埃及的这支军队，自己则悄悄地返回了法国，并通过“雾月政变”夺取了政权。但是，那支留守埃及的法国军队则在1801年和英军作战时因惨遭失败而投降了。
随着拿破仑战争结束，英军大败法军，埃及的宗主权也在1801年随之转移给了英国。根据协议，战败国法国必须无条件地交出他们在埃及发掘的一切文物，转交给英国人。
法国人表面上遵守协议，暗地里却留了一手，他们千方百计地想保住罗塞塔石碑，企图偷偷将石碑运走。但警惕性很高的英国人还是在一艘最后即将开往法国的船上，发现了这块无比珍贵的石碑，把它夺走。
最后双方通过协商后，由英方保留罗塞塔石碑的实际拥有权，但法方可以保留先前的研究成果和石碑拓印。
于是法国随军科学艺术考察团学者苦心珍藏的这块石碑，最终成了英国人的战利品。
1802年2月，罗塞塔石碑被运往伦敦，存放在英国文物协会，同年12月，该协会以英王乔治三世的名义捐给了大英博物馆，并将其移放到大英博物馆的埃及厅，罗塞塔石碑也就成为了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时至今日，石碑上的标签仍写着：“不列颠军队征服埃及的战利品”。
这块石碑虽然最后落入了英国人的手里，但是好在法国人在之前就已经复制好了拓片。
其实在罗塞塔石碑发现之前，古埃及遗址中发现的铭文数量就非常多了，但是一直人们都无法释读。罗塞塔石碑历经2000多年的风沙侵蚀，碑文已有些模糊不清，价值石碑残缺，给碑文的释读带来很大困难。
当时，拿破仑把拓片印发到欧洲各国后，立即就吸引了英、德、意大利、瑞典等国的许多知名学者，他们纷纷热情投入到译读罗塞塔石碑的工作中，因此，破译碑文的工作几乎是在众多的学者中同时进行着。
1802年5月，享有国际声望的法国东方学家安托万·艾萨克·西尔维斯特·德·萨西（AntoineIsaacSilvestredeSacy，1758年9月21日～1838年2月21日，以下简称德·萨西），获得了一份罗塞塔石碑拓片，首先进行了认真研究。
德·萨西多年从事东方学研究，熟悉阿拉伯语，他在反复琢磨拓片上的通俗体文字后，发现它们的写法与阿拉伯字母有相似之处，于是断定这些碑文的通俗体文字中有字母的成分。
于是，他从希腊碑文中的专有名词切入，试图在对应的通俗体铭文那部分中找出同样意思的文字，结果只找出了代表“托勒密“和“亚历山大“之名的近似字组，书写方向是从右向左进行的。
然而，释读罗塞塔石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实际工作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由于长期未能取得新进展，德·萨西便最终放弃了继续释读研究。
他将石碑拓片转送给了他在巴黎的学生、对古代东方语言研究有很大兴趣的约翰·奥克布莱德（JohanD.kerblad），他希望自己的这位高徒能够有所突破。
瑞典外交官约翰·奥克布莱德，应该是第一位对释读罗塞塔碑文做出实质性贡献的人。
他虽然是一名瑞典外交官，但他同时也是一位水平很高的业余东方学家，他对埃及古物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热衷于古埃及铭文的研究。他曾多方搜集古代埃及铭刻，公务之余潜心研究。
他对罗塞塔石碑的研究开始也是从专有名词入手，继而扩展到那些不表示专有名词的符号。
1802年，约翰·奥克布莱德发表了《致德·萨西先生的信》（LettreaM.deSacy），公布了他的研究成果。
他在埃及通俗体铭文中找出了全部见诸与古希腊铭文中的专有名词，初步确定了可能是16个埃及通俗体文字符号的读音；在通俗体铭文中又找出了一些单词，如“神庙”、“希腊人”等，以及表示人称代词的“他”和物主代词“他的”等符号。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约翰·奥克布莱德误以为埃及通俗体文字是一种纯字母文字，这种偏见妨碍了他正确地去释读象形文字，使他的研究工作无法继续取得新的进展。
在商博良之前还有一个人在释读象形文字方面做过努力，也做出过贡献，他就是光的波动说的创始人，英国人托马斯·杨。
他于1814年也得到了一份罗塞塔石碑铭文的抄本，开始时他使用的是奥克布莱德的象形文字符号字母表。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考证，托马斯·杨掌握了86个古希腊文字和埃及通俗体文字互相对照的词汇，这些词汇多数是正确的。
托马斯·扬还纠正了奥克布莱德先前研究中的错误，并明确指出，埃及象形文字和通俗体文字中都有大量的表音成分，进一步证实了先前某些学者的看法，即写在装饰性的椭圆框里的象形符号是代表古埃及国王或王后的名字，这种椭圆的字框被称之为“王名圈”（Cartouche）。
通过观察罗塞塔碑文中的人像、鸟和动物符号朝写的方向，他还发现了埃及象形文字的正确读法。
其实托马斯·杨对语言和文字很有造诣，他曾对大约400种语言做过比较，并在1813年就提出了“印欧语系”的分类。
然而，同样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托马斯·扬未能掌握丰富的古埃及语言文学知识，所以他注明的埃及通俗体文字的读音一般来说都是错误的，但不过对罗塞塔石碑的破译来说，到了他的手里毕竟又前进了一大步。
成功释读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不是他，而是比他更年轻、比他更努力，在语言方面基础也更扎实的商博良。
让-弗朗索瓦·商博良
让-弗朗索瓦·商博良，1790年出生于法国南部洛特省的一个小城。他的父亲和兄长都是书商。他本人从小就对东方语言有浓厚的兴趣，并且在语言方面有着惊人的天赋。
此人天赋有多高呢？
小商博良4岁便学会读写法文，年仅9岁便掌提了古希腊文和拉丁文。
10岁时，小商博良便与22岁的兄长贾克·乔瑟夫同住在格勒诺布尔市，并结识了著名物理学家与数学家傅立叶。
1801年，年仅11岁的商博良就跟随哥哥进入格勒诺布尔大学，他很快就在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上表现了罕见的天资，并接着专心学习希伯来文，而且进步也很惊人。哥哥贾克·乔瑟夫当机立断，决定从此尽量引导，以便让弟弟早日崭露头角。果然，工夫不负有心人，几乎全靠自学的两个人，后来都进入大学授课，且与同时代最重要的学者皆有许多书信往来，并定期参与法兰西研究院的研究工作。
17岁时，商博良感到没有一部按年代顺序排列的大事表，不利于历史研究的工作，就自己动手编制了一套有关埃及法老王朝的第一部历史年表。几个月后，他又宣读了自己的成名作《法老统治下的埃及》的导言，听众则是诺布尔大学的全体教师。
1808年，年仅18岁的商博良就获得了语言学博士学位，次年，以不到20岁的年纪，便成为了格勒诺布尔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可能是该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吧）。
商博良对埃及的兴趣，最初便是来自那位著名的数学家傅立叶，他曾随拿破仑远征军到过埃及。一天他到商博良家，和商博良的哥哥谈及对埃及的看法，当时小商博良也在一旁，傅里叶悉知他们二人都是古埃及迷，所以便拿出了自己收藏的一些用古埃及文写成的纸草文献，请他和小商博良一起参观。
当傅立叶遗憾地告诉兴致正浓的商博良，纸草上的象形文字还无人可解时，11岁的商博良便暗下决心要解开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谜。从此，他便开始了艰苦的准备工作。
在小学和中学期间，商博良就通过自学学会了希腊文、拉丁文、古希伯来文、阿拉伯文、阿拉美亚文、科普特文等多种文字。据说，在上中学时他就已经开始着手编纂自己多卷本的《法老统治下的埃及》。到中学毕业时，他已准备了该书的个别章节，并拟制了古代埃及的详细地图。到了1814年，该书的前2卷便问世。在此之前的1808年，他得到了一份罗塞塔石碑的铭文的拓本，从而开始了对象形文字的释读。
具有语言天才能力的商博良，不仅精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还学会了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古印度的梵文，以及公元3世纪以来埃及人用的科普特文等6种东方语言。掌握了这些语言武器后，他便能随意阅读各种原始著作，而不必借助翻译作品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其实托马斯·杨和商博良这两位天才还是有过沟通的，但其故事却充满了戏剧性。
1814年，商博良分两册出版了《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一书。同年，他写信给英国皇家学会要求让他对罗塞塔石碑作更好的诠释。当时，作为学会秘书的托马斯·杨收到信件后不高兴了，次年做了个否定的回复，说法国的这个提案和英国已有的版本没有太大区别。那是商博良第一次知道托马斯·杨的古埃及文字研究，并且意识到自己在伦敦有个强劲的竞争对手。此后，两人的考察和研究工作互相保密，再也没有书信往来。
商博良遵从罗马帝国时代的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关于埃及人有25个字母的断言，开始从罗塞塔石碑中去寻找。他也和他的前辈一样，从王名、地理名称等入手，逐步地确定了大部分世俗体的字母。同时，他发现，古代埃及人也像阿拉伯人和其他某些东方人一样，忽略了元音，而经常地不将元音写出。
他还发现，古代埃及不止2个文字系统，而是有3个文字系统（象形文字、僧侣体文字和世俗体文字），且彼此是紧密相连的。不过，商博良在释读象形文字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有过失误和挫折。例如，他也曾认为，象形文字不是文字，而是象征性的；他还曾将埃及的3个文字系统出现的顺序弄颠倒，认为最早的是世俗体文字，而后才演化出僧侣体文字和象形文字等。但是他很快就改正了自己的错误。
1821年年底，商博良定居巴黎。这时，他已认识到，古埃及文字是发声的，而不是象征性的，世俗体文字有字母表，象形文字也有字母表。在具体释读象形文字时，他也是从托勒密这个名字开始的。他早已知道罗塞塔石碑上的这个名字在世俗体的部分中用的是什么符号，他也知道在哪个王名圈中的象形文字与这个名字相符。而且，这个时候他已掌握了介于象形文字和世俗体文字之间的僧侣体文字的很多符号。他不仅认出了托勒密这个名字，而且用世俗体文字、僧侣体文字和象形文字的符号将其写了出来，证明了托勒密这个名字中的7个象形文字符号是发声的，而且知道了每个符号发什么音。
后来，他又获得一份双语言铭文，当中不仅有托勒密的名字，而且还有克娄奥帕特拉的名字。他先用僧侣体符号替换出托勒密这个名字的世俗体符号，而后又替换出它的象形文字符号。他还尝试读出了克娄奥帕特拉这个名字。但这两个名字都是希腊人统治埃及时的国王的名字，那么，在此以前的埃及人的国王是否也使用这些符号呢？
1822年9月14日，商博良得到了一份有图特摩斯和拉美西斯名字的铭文，并释读出来，这两个人比希腊人统治埃及的时期早了1000年。这说明，古代埃及人也是用象形文字来写他们的名字的。这样，商博良就成为现今已知自罗马人统治以来第一个用古代埃及原来的语音读出古代埃及法老名字的人。
1822年9月24日，在《关于象形文字语音学的字母——给达希尔先生的信》中，年仅32岁的商博良系统地报告了破译罗塞塔石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成果，此举也正式奠定了埃及学的研究基础，从而宣告了真正意义上的埃及学的诞生。不过在当时，商博良还只是读懂了部分的词和一些句子，大量的象形文字其实尚未被完全释读；而且，当时他的成就也还未被人们所普遍承认。
不过即使如此，和许多有眼光的同行一样，托马斯·杨也还是公开赞扬了他的工作。
此后，商博良并未停下对象形文字的深入研究，随后几年间，他前往剑桥、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罗马、日内瓦和里昂等地的多个博物馆，考究了数百处石碑、雕像、木乃伊、莎草纸上的古埃及文字，不停地抄写铭文、临摹石碑，并且收集了大量研究所需的素材。今天法国国家图书馆里依然珍藏着商博良许多手稿，包括考古工作地图、文字解读笔记等，其中有不少与埃及文字相关的手绘图，以及他临摹的石碑、雕像甚至石棺描本。
1828年，商博良带领一支联合考察队来到埃及，开展实地考察，为期两年，从而有机会亲自验证对象形文字所做的推论，许多考察成果被后人整理在1845年出版的《埃及和努比亚的遗迹》文献集里。
最后，商博良在前几位文字学家的研究基础上，前后用了近20年的时间，终于在1830年完全破译了埃及象形文字，这对当时诞生不久的埃及学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进展。
不过好景不长，两年之后，也就是1832年3月4日，年仅42岁的商博良就因勤劳成疾而辞世。而他的老朋友兼老对手托马斯·杨，也早已先于他3年而辞世。
直到1866年，一份新的双语言铭文被发现并被释读——也就是坎诺普敕令，商博良的成就才被世界所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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