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金瓶梅2之爱的奴隶，以及金瓶梅对应的知识点，文章可能有点长，但是希望大家可以阅读完，增长自己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可以解决了您的问题，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1、“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这是《金瓶梅》书中人物常说的一句俗话。可见，《金瓶梅》成书于明朝一事准确无误——沈万三是明朝开国之初，替朱元璋出钱修城的南京富商。
2、明初等级森严。朱元璋在《大诰》中规定，国民的衣、食、住、行、用器及坟茔、碑碣等，其形状、制造、规格、样式、色彩，都有尊卑、地位的区别，任何人不得违背（《大诰续编·居处僭分第七〇》）。然而，在《金瓶梅》中，西门庆一家无论是吃穿、用度，还是住房、坟茔，以及蓄奴数量，都远远超出了其身份的限制。这就充分说明，《金瓶梅》写在等级壁垒不太森严的明朝中后期。
3、就明朝中后期等级僭越的现象，王丹丘在《建业风俗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嘉靖十年以前，富原之家，多谨礼法……正德以前，房屋矮小，厅堂多在后面，或有好事者，画以罗木，皆朴素浑坚不淫。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园囿僭拟公侯，下至勾栏之中，亦多画屋矣。”（天启《赣州府志》卷三《舆地志三·土俗》）《金瓶梅》中便出现了这种情形。蔡状元出入东京太师府，不算没见过世面，但在第三十六回〔1〕，他初次到访西门府，“以目瞻顾因池台馆，花木深秀，一望无际”，也极口称羡：“诚乃蓬瀛也！”可见西门府的宏丽。这就证实了《金瓶梅》应当写在嘉靖末年或以后。
4、太监参政是明朝的特色，但只有嘉靖一朝例外。《金瓶梅》书中，太监十分活跃。此外，第二十八回陈敬济得到金莲的鞋儿，借机调戏反被挟制。陈敬济说刁钻的金莲是“女番子”。《明史·刑法三》载：“东厂之属无长官……役长曰档头……其下番子数人为干事……”可见“番子”之谓，也与宦官政治有关。由此可知，《金瓶梅》的写作，应当不在宦官势力消沉的嘉靖年间，而大概在其后的隆庆或万历年间。
5、明朝中后期，政治十分腐败。统治阶级不仅空前庞大，对百姓的掠夺也罕见地贪鄙残酷。受此影响，明朝经济逐渐脱离正常轨道，日益背离公平、和谐，走向扭曲、变形。《金瓶梅》真实地表现了这样的社会状况。所以，《金瓶梅》名义上写的是宋朝的事，实际上却是一幅明代后期社会生活的画卷。
6、《金瓶梅》中的人物，少部分是豪强、达官，大部分是奴仆、伙计、雇工。与大量的奴仆相应，清河县活跃着一群中老年妇女，专门从事人口买卖，如王婆。经她们转卖的奴仆有多种来历，有的出身“奴籍”，有的是经营破产的小商人，大部分则是失地农民。农民失地，根源在于权贵豪强对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的直接抢夺、侵占、吞并。
7、明朝是封建王朝，其体制的封建性决定了以皇帝为首的权贵、官僚在土地的占有、分配上具有绝对优势。皇帝能以土地赏赐臣下，官员也可以向皇帝申请、讨要。除此之外，利用公权力私下侵占、抢夺农民土地，更是普遍现象。明朝不同于别的朝代，在皇族、官僚之外，更有一个庞大的宦官群体。这群人由于身体残缺，因此一旦手中掌握了权力，就比一般官员更加贪婪。《明世宗实录》卷八二记载，宦官汪直仅在宝坻县七里海一带，占地就达到了二万一千五百六十余顷。宦官的威势与财富，由此可见一斑。
8、在《金瓶梅》中，花太监就是这样的典型。他积攒的财物，除了两处豪宅、一处田庄，还有第十四回瓶儿给西门庆的“四箱柜蟒衣玉带”、第十六回的“三四十斤沉香、二百斤白蜡、两罐子水银、八十斤胡椒”。此外，第十九回瓶儿的嫁妆“雇了五六副杠，整抬运四五日”，也多是花太监的遗产，足见其家财丰厚。
9、小说中还有一个富得流油的宦官六黄太尉。第五十一回他打发侄女儿，出手便是“千两白银”。这数目是个什么概念呢？第九回郓哥自武松处得了五两白银，便盘算道：“这些银子，老爹也够盘费得三五个月。”可见，当时一两银子便够一个普通人过一个月。以现在的最低生活费大约每人每月四百元来算，六黄太尉一次打发给侄女的，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四十万元人民币。出手之阔绰，在今天也十分罕见。《金瓶梅》中还不止一个六黄太尉，其他宦官如刘公公、薛公公等，也都是活跃在清河县，积极圈钱的人物。
10、有权贵达官带头，地方上的豪强、富室自然是上行下效。他们纷纷四处购置、兼并、侵占、抢夺土地。到明代中后期，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并导致土地严重流失。霍韬《明经世文编》卷一八七记载，湖广原有土地二百二十万顷，到嘉靖末年，只剩二十三万顷，流失将近十分之九。河南原有土地一百四十四万顷，嘉靖时仅存四十一万顷，流失将近十分之七。
11、严重的土地流失使大量农业人口流离失所，农民纷纷涌入城市。有一技之长的，便成为手工业者、商户；更多无一技之长也不善经营的，则投入豪门，成为雇工、奴仆。这种部分或全部丧失自由的奴隶，便是失地农民新的身份、新的生存方式——这也是《金瓶梅》中多数人物的身份与生存方式。
12、不过，也有的失地农民成为游民，混迹江湖（黑社会），成为“泼皮”、“无赖”、“市蠹”。他们坑蒙拐骗、无恶不作，是城市的一大隐患，同时，又往往会成为权贵、豪强的爪牙、帮凶。《金瓶梅》中，张胜、鲁华未就业前，便是这类人物。西门庆从小在外游荡，也与他们鱼水般融洽。
13、农业被破坏，工商业也难以幸免。《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记载：京东通州之河西，原有布店一百六十余家，到万历三十年，只剩三十余家。号称“天下第一大码头”的临清，原有缎店三十二家，到这时关闭了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家，关闭了四十五家；杂货店六十五家，关闭了四十一家。各行各业，店铺倒闭大半。《金瓶梅》中的清河县就与临清近在咫尺，城中盛产“破落户”，就是这种破产商家。如应伯爵，“原是开绸缎铺应员外的第二个儿子，落了本钱，跌落下来”（第一回），其他人如韩道国、贲四、甘出身等，无不如此。
14、工商业所以衰败，首先是因为受到农业萧条的影响。农业为手工业提供原材料，同时农业人口也是工商业重要的消费对象。一方面，农业生产的衰退导致原材料短缺、涨价；另一方面，农民流失也使工商业的消费者越来越少，购买力越来越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王婆卖茶才“三年不开张，叫做‘鬼打更’”（第二回），只好兼做“杂趁”，替富豪西门庆牵皮条赚钱。
15、工商业萧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当时糟糕的经济环境。明初务节俭，商税三十抽一，约百分之三点几，客观上鼓励了商业的发展。但到中后期，仁宗、宣宗以后，商税名目日渐增多，税率成倍增加，有的甚至达到十倍以上。特别是万历二十四年以后，明王朝先后派出大批税监，在各大城市横征暴敛、大肆搜刮，给工商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五记载，山西汾阳县“税额之增，视昔盖七倍焉”。据《北新关志》卷四、《明神宗实录》卷三一五及《春明梦余录》卷三五记载，杭州北新关嘉靖初期商税总额不过万余两；万历年间，税额翻了四倍，增至四五万两；到明末崇祯年间，又增至十一万两，足足是嘉靖初的十一倍！
16、除了节节攀升、以倍数递增的国税，明朝商民还要被大小权贵重复征税。征税本是国家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在明朝可以被赏赐、转让，甚至买卖。权贵通过“乞请”、“奏讨”等方式，就可从皇帝处获得征税权。例如，《明宪宗实录》卷二八〇记载，宪宗在登基之前为吉王时，就有对湖广湘阴县河泊的征税权。又如，德王有对济南的征税权（卷五二）。弘治时，寿王有专属于他的重庆府及泸州“税课司”（卷一三八）。《明史》卷一二〇《福王常洵传》也记载，万历时，福王有权征收“从江都至太平沿江荻州杂税”。这种私人征税不仅无法可依，多少轻重也全凭个人喜好。在贪婪的权贵那里，自然只重不轻。
17、由于征税成本几乎为零，收益却高得难以想像，因此，权贵除了向皇帝讨要征税权，还纷纷私设税卡，霸占关津、桥梁、集场等，擅自征税。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的征税权，还可当做一本万利的商品，进行转手买卖。每一次转卖，势必多一层盘剥，最终都是百姓买单。反映到税收上，就是税额的节节攀升。上有权贵“示范”，地方官吏、豪强、士绅便也纷纷仿效，这使得明末商税征派无比混乱。更有甚者，干脆直接对过往商旅进行敲诈勒索。沉重的国税、私税，加上各种敲诈勒索，使明朝工商业者的负担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结果是“平昔富庶繁丽之乡，皆成凋敝”（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叶向高《再请止矿税疏》称：“今日域中，遂无一乐土。即向者通都大邑，市廛喧嚣之外，萧条凋耗，无异穷乡。”（《纶扉奏草》卷一）可见工商业凋敝萧条的情形，已经非常严重。
18、除了混乱的税收，明朝还有其他一些不利于商业发展的制度，如路引、市籍、劳役、匠户等。
19、明朝初年，政府为防止农业人口流失，制定了路引制度，规定远出者须持有官府颁发的路引。“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度关津论。”（《明律》卷一五《兵律三》）百姓要出门，须先向官府申请，说明理由及去向。官府审查同意后，发给路引。路引上面注明外出者姓名、乡贯、去向、外出原因、日期与体貌特征等，以备沿途关卡和旅店的盘检。这项制度本来无可厚非，但随着王朝政治的日益腐败，它也逐渐沦为官吏牟利的工具。明朝中后期，路引费从最初的一钱涨到三两，涨了三十倍；并且，申请路引、沿途经过关津，也会被官吏勒索。此外，官僚豪强还会私造路引，这同私设税卡一样，也加重了经商者的负担。
20、在我国，市籍制度很早就产生了，明代沿袭了这套做法。而且，市民有了市籍，还不能经商，必须取得商籍才能营业。经营者没有商籍就不能开业，否则随时可能被惩治或驱逐。逃籍有被逐、被捕的风险，但在籍则要承担甲役、铺行、火甲、巡夜等各种繁重的差役，随时都有破产的可能。《明世宗实录》卷二〇六记载：“占籍未及数年，富者必贫，贫者必转徙。”可见市籍制度对商业发展的制约。
21、关于铺行之役，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记载，当明朝各级官府需要商品时，“大者如科举之供应与接王选妃之大礼”，“各衙门所需之物，如光禄之供办、国学之祭祀、户部之草料”，都要差各铺户去购买。这种差役称为“铺行”。各行每年由一人负责，轮流充任。这些应役者称为“当行”、“应行”。按照规定，“当行”承买商品时，应由官府先付钱，然后再采买。但实际上，由于政治腐败、财政困难，“当行”者承买商品时，往往要自己垫支，甚至不得不因此举债。而商品交给官府后，官府也常常不会按时按值付款。官吏往往拖欠货款，或从中勒索，或随意压抑货价。除此之外，一切风险，如付款使用的伪劣钱钞，或拖延不收造成的商品损坏，均由承办者负责。所以，铺行之役往往成为承办者的灭顶之灾。顾起元说：“第一入衙门，则胥徒便视为奇货，掯抑需索，无所不有。又或价不时给，或给不偿本，既有亏折之苦，又有奔迸之劳。”他还列举了两个事例：一是某上司买果馅数斛，各铺家被皂隶骗银十二两，而犹未得交；一是某上官取松江大绫数十疋，每疋只给银一两二钱，还禁止他上诉。嘉靖四十五年，明王朝采纳给事中赵格的提议，改革了铺行之役，允许铺户“照户出银”、“以代力差”，这笔钱称为“行银”（《明世宗实录》卷五五六）。商户只要交了“行银”，就不用替官府采购，从而避免了赔累。但糟糕的政治环境使这一改革很快变质。在征收“行银”后不久，官府又开始重新摊派铺行之差，而且“不论事大小，俱概及之”。铺行之累变本加厉，使不少工商业者破产、逃亡、自杀。
22、火甲本是组织市民夜巡护城的制度，结果与铺行类似，最后也变成官吏勒索商户的工具。《明宪宗实录》卷八一记载：“官中供应皆取之更夫，谓之纸笔灯烛钱。不足总甲輒出钱补之。锦衣卫旗校夜巡需索酒食，即不得，辄加捶楚。害甚于盗，贫民苦之。”后来官府也搞征银代役，但征银后不久，又派差火甲。沈长卿《沈氏弋说》卷六记载：“市廛之氓，每岁出钱若干，名曰间架。有司将间架钱顾役，以警晨昏，名曰火夫。顷者，既敛其财，又役其力，昼疲负担，宵苦践更。”火甲之害，由此可见。
23、两项差役名义上针对所有市民，但实际只有平民承担。城中稍有势力的人家，都能脱免。《明神宗实录》卷四一五记载：“富者各投势要，百方避匿，止余中下人家，力不能营求者抵数代死。辇毂之下，扰攘号啼，变且莫测。”万历《嘉定县志》卷六记载：“所谓排门夫者……类不及大族富人。而贩夫佣客，一月之内，强半不得宁居。”可见两役只是平民的负累。在《金瓶梅》中，第四十六回西门庆骂应伯爵与小优儿是“行计中人”，说的便是这个。作为清河县的“势要”，西门庆便没这些烦恼。
24、苛税、铺行、火甲，令普通商家难以存活。所以《金瓶梅》中，虽不乏能人，却只有西门庆得到发展。圆滑的伯爵、乖觉的玳安、狡诈的王婆，虽都有出众的口才、智商，却都得依附西门庆而生。强干如来保者，在西门庆死后搬出去独立经商（第八十一回），但不过几年就由于政治原因破了产。九十七回，薛嫂儿替春梅买丫头，提及了他的下落：“是商人黄四家儿子房里使的丫头，今年才十三岁。黄四因用下官钱粮，和李三还有咱家出去的保官儿，都为钱粮捉拿在监里追赃，监了一年多，家产尽绝，房儿也卖了。李三先死，拿儿子李活监着。咱家保官儿那儿僧宝儿，如今流落在外，与人家跟马哩。”来保的破产，就是当时商家命运的一个缩影。
25、西门庆能一枝独秀，是他特殊的背景使然。从他与泼皮无赖的熟稔程度、涉黑的行事风格来看，他大概也曾是无业游民。他的发迹，是通过陈洪攀上了东京的权贵杨提督、蔡太师。也正因为如此，西门庆可以分享京城权贵的特权，他经商不需要应付铺行、火甲、路引、市籍、商籍等等苦恼。至于税收，官吏私设的税卡自然不敢为难东京杨提督亲家、蔡太师义子；而正经替国家征税的钱主事，又与西门庆相熟。第五十九回，西门庆送了钱主事五十两银子，结果韩伙计采购回来便说：“全是钱老爹这封书，十车货少使了许多税钱。小人把段箱，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都当茶叶、马牙香柜上税过来了。通共十大车货，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钞银子。老爹接了报单，也没差巡拦下来查点，就把车喝过来了。”通过行贿，一次就逃税百分之三十。西门庆不仅不用缴纳私税，又大肆偷漏国税，难怪众商家都倒闭，他却能经营红火！在当时的环境下，也只有他这类人能生存了！
26、除了赋税劳役，明朝后期，权贵势要还直接抢占市民的房产、店铺。《明英宗实录》卷一四三记载，被封到蕲州的荆王，因王府地狭，便将其附近的官民住房一百四十余所强行拆迁。《明史》卷一一八《伊王典楧传》及《明世宗实录》卷五三〇、卷四九四记载，伊王朱典楧“夺取民舍，以广其宫”，前后共强占官民房屋三千余间，并“抑买民房百余家”。翊国公郭勋在东京、南京、淮安、扬州、临清、徐州、德州等城市有店舍几千余区，“赁人居住”（《明世宗实录》卷二五三）。大官僚严嵩占夺房产则更为惊人，《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九记载：“廓舍回绕万间，店舍环垣数里。”在《金瓶梅》中，西门庆贱买隔壁花家、抑买对面乔家，表现的也正是这样的现实。
27、被夺去房产的市民，正如被占去土地的农民，无以聊生，自然沦为奴仆、佃户、雇工、勇士、校尉、皂隶等。他们中间，一些是自主的工人，一些半奴半工，更多的则是完全沦为奴隶，且世代为奴。这种世奴就算外出谋生，每月也要向主子交钱，以钱代役。如《金瓶梅》中的来保、韩道国，便是郓王府校尉、世奴。他们离开郓王府，投到清河县西门庆门下。第六十七回，韩道国与西门庆商量如何应付郓王府，说：“保官儿那个，亏了太师老爷那边文书上注过去，便不敢缠扰。小人乃是祖役，还要勾当余丁。”西门庆回答：“既是如此，你写个揭帖，我央任后溪到府中替你和王奉承说，把你名字注销，常远纳官钱罢。你每月只委人打米就是了。”可见二人作为郓王府家奴，要在外谋事，不仅要每月交钱送米，还随时可能被“缠扰”、“勾当余丁”，找麻烦。依靠西门庆的关系，二人才甩掉部分负担。
28、权贵不但蓄奴，更占夺人口、草菅人命。《明世宗实录》卷五三〇记载，在洛阳的伊王，曾攘夺良人之妻女达四百余口，后又将河南府城门尽闭，“遍索人家子女十二岁以上者七百余，尽纳府中，留其殊丽者九十人，其余悉令具金取赎”。傅维鳞《明书》卷八八记载，徽王则“民间女子稍端丽，强舁入宫为婢”，“其宫婢小有眚，辄挝死，焚其尸，或生啖虎豹，或生锢棺中，燎艺死，痛哀声彻道”。他们杀人如儿戏，仅宁王就“打死无罪平人不下千数”（《明武宗实录》卷一七六），徽王“前后所杀无辜二千余人”（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四）。平人尚且如此，奴隶则可想而知。这样的现实在《金瓶梅》中也有所反映。第二十七回，西门庆因蕙莲自杀不高兴，蕙莲父亲宋仁又来闹事，一个不耐烦，便写了个帖子通知县令，差了两个公人来了结此事。“一条索子把宋仁拿到县里，反问他打纲诈财，倚尸图赖。当厅一夹二十大板，打的鲜血顺腿淋漓。写了一纸供状，再不许到西门庆家缠扰。并责令地方火甲，眼同西门庆家人，即将尸烧化讫。那宋仁打的两腿棒疮，归家着了重气，害了一场时疫，不上几日，呜呼哀哉死了。”这就是地方豪强与官僚勾结害死的人命。
29、权贵势要还役占军士、工匠、百姓。《明宪宗实录》卷一五记载，成化元年，“内外镇守等官，违例……役占军民”。卷二一记载同年九月，太监福住“居宁波，所为多不法，役占匠作人以千数”。每当自家有工程开建，这些权贵就依恃权势，随意向所在城市索要人员、物资。工匠被召去，饭食尚不得饱，工钱更是没有。沉重、繁苛又防不胜防的劳役，令百姓无不怨声载道。除此之外，官府公务接待迎来送往，事事奢侈，耗费本已巨大，却还要强迫市民来承担这种不合理的开销。《金瓶梅》第六十五回，宋松原欲迎接六黄太尉，就差派到西门庆身上。西门庆对众官说了，众官悉言：“正是州县不胜忧苦。这件事，钦差若来，凡一应祇迎、廪饩、公宴、器用、人夫，无不出于州县，州县必取之于民，公私困极，莫此为甚。我辈还望四泉于上司处美言提拔，足见厚爱。”说的就是这种现象。钦差要来，地方官府得罪不起，必须好好招待，但又财政紧张，拿不出那么多钱，于是就把压力转嫁到百姓富户头上。迎接六黄太尉的事，就全由西门庆一人承担。仅此一项，就花了他四五千银两，约合现在一百六十至两百万元！这还只是接待一个六黄太尉。至于其他多如牛毛的各部门官僚怎样穿州过县、大吃大喝，清河县又是怎样的“公私困极”，不难想像。
30、权贵抢夺房产、人口，同时也直接染指工商业。他们经商主要集中在利润丰厚的行业，如卖盐、房地产开发（造房出租、置卖店铺）、长途贩运及边境贸易等等。明初对权贵经商有很多限制。朱元璋规定：“凡公侯内外四品以上官，不得令子弟、家人、奴仆于市肆开张铺店，生放钱债及出外行商中盐，兴贩物货。”（《稽古定制》）但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明中叶以后，这一规定形同虚设。权贵往往以权势笼络一些大商人来作为他们的代理人，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们的经营开道，同时通过他们捞取巨大的利益。权贵依恃特权，巧取豪夺，为所欲为，与百姓争利，扰乱了经济秩序，对工商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金瓶梅》中西门庆放官吏债，其实就是与东京权贵合作。他替权贵跑腿，当然，也分享特权与利润。西门庆曾在高阳关上纳了三万粮仓钞，得三万盐引，却不能支盐出来发卖。到第四十九回，他资助的蔡状元当上了两淮巡盐，便一路顺利地支出盐来，比别人早十日发卖，获利近万银两。
31、除了以上行业，具备征税权的“官店”、“皇店”，也是经商的权贵争抢的目标。这两种店铺由国家主办，向客商提供存货、运输等服务，同时，在收取房费及牙钱时，也对商品征税。其他不说，仅税收一项就十分诱人。明代中叶以后，为了增加税收、广开财路，官店数量越来越多、分布越来越广，但同时，多数官店落到了私人手中。针对这一现象，成化七年，翰林院费言建议：“官店输纳税钱，以供国用，今皆归于权要之家。宜仍还官，以省民财。”（《明宪宗实录》卷九九）但在当时腐败的环境中，权贵尾大不掉，自然容不得这一触动自身利益的提议推行。到明朝末期，几乎所有官店都落入权要之手。同税卡一样，官店成为他们横征暴敛的工具。
32、明朝的权贵势要对经济更大的破坏是私铸铜钱，扰乱金融秩序。众所周知，明初货币是铜钱与大明宝钞并用。但由于明王朝滥印滥发纸钞，结果纸钞贬值，最终停用。明朝后期，通行货币是金银与铜钱。当时货币生产防伪技术低，市场上假币泛滥。伪银大肆在市场上流通，私铸铜钱也屡禁不止。因为私铸存在巨大的风险，只有利用权贵的特权才能规避，所以私铸者主要是一些权贵富厚之家。如《皇明条法事类纂》卷四记载，成化十三年，苏州致仕千户申志，先后纠合陈惶、姚忠等人私铸铜钱。《明神宗实录》卷九八记载，万历初，原任按察司佥事皇甫访“纵子私铸”。有的私铸者即使本身不是权贵，也要找权贵做靠山。《明神宗实录》卷三二四记载的南京缉获的钟二，《皇明条法事类纂》卷四记载的锦衣卫缉获的河南许州人宋名、何刚等，都属此例。《金瓶梅》第四十五回，李智、黄四向西门庆借钱做揽头，应伯爵说：“不图打鱼，只图混水。”道理是一样的。
33、私铸之钱不仅种类多，质量也参差不齐。以一文为例，有的重一钱二分、一钱二分五、一钱三、一钱，有的则只重八分、四分。《明世宗实录》卷一九一形容私铸之钱：“迩者，京师之钱，制薄轻小，触手可碎。字文虽存，而点画莫辨。甚则不用铜而用铅铁，不以铸而以剪裁，粗具肉好，即名曰钱。”私钱质量不一，相应地，兑银比价就混乱。金融混乱在给商民带来不便的同时，也给权贵豪强掠夺提供了另一条途径。平民因信息不通，总处在劣势。处在信息资源上端的权势者，自然凭此占尽先机。平民就只好任人盘剥了。如《金瓶梅》四十九回，蔡京提议：“新铸大钱崇宁、大观通宝，一以当十。”其实就是人为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以此攫取民众的财富。这一洗劫百姓的提议，满朝竟无人反对，只有刚直的曾御史直言此提议“内多舛讹，皆损下益上之事”，结果还被蔡太师排挤，遭到打击报复。这其实也是对明朝后期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
34、明朝的权贵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他们膨胀的贪欲，伸展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全方位地破坏着明朝经济。如此腐败的政治，如此艰难的经济，就是《金瓶梅》的写作背景，也是《金瓶梅》中的人物们实际生活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着的人们，能活下去便太不容易了，其性格中固然有各样的弱点与肮脏之处，但实在令人不忍对其求全责备。
35、〔1〕本书所言××回，均指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丛书本。
36、本文摘自《恶与善〈金瓶梅〉中主要人物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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