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关于金瓶梅1---5全集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版本与作者的知识，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1、《金瓶梅》抄本考
《金瓶梅》最早是以抄本方式流传的，因此研究一下《金瓶梅》抄本(虽然现在俱已不存)情况的记载，对于探讨《金瓶梅》的成书年代、成书过程、原貌及作者，无疑都是有益的。
一、抄本流传时代
关于《金瓶梅》抄本之流传时代，这里只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抄本流行的最早年代，二是抄本在初刻本之前的最晚流行年代。前者将有助于《金瓶梅》创作年代下限之断定，后者将有助于最早刻本出现的年代的断定。
关于《金瓶梅》抄本的最早流传时间的探讨，近来有新的进展。前段时间一般以万历二十四年袁宏道给董其昌的那封信，作为《金瓶梅》抄本流传的最早记载。刘辉同志则认为这个时间还可以往前推：
屠本峻过金坛获见这二帙抄本的时间，我们是可以考知的。王肯堂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后，即在京为官，他与屠本峻的结识始于此。
万历二十年(1592)王肯堂引疾请告归里，居住金坛。而这时的屠本峻恰任两淮运司。据万历二十九年序刊本《扬州府志》所载，屠在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二十一年任是职。
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衙门就驻扬州，与金坛隔江相望，往来极便。因此屠本峻在这个时候获见王肯堂所购抄本二帙《金瓶梅》，应当说出入不大。
这个时间比袁宏道从董其昌处借观的《金瓶梅》抄本(万历二十四年——引者注)，约早三、四年，这才是见于记载的《金瓶梅》抄本流传的最早时间。(1)
刘辉同志又据王肯堂抄本与董其昌抄本数量一致，均为《金瓶梅》前半部，以及王肯堂与董其昌之关系，进一步推论，董其昌之抄本可能抄自王肯堂，时间为王、董二人在翰林院供职期间，即万历十七年(1589)至万历二十年(1592)之间。
而王肯堂购得抄本的时间还要早一些，“很有可能在隆庆末、万历初年，这位博学多识，善于收藏的王宇泰，乘外出行医之便，有缘出重资购得了二帙抄本《金瓶梅》。”(同上书，第63页)
我以为王肯堂获得《金瓶梅》抄本的时间虽可能早于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年，但不会早至隆庆末，甚至万历十年以前。
据我考证，《金瓶梅》成书年代之上限当不早于万历六——八年(详见拙作《金瓶梅成书年代新线索》）。但现在看来，《金瓶梅》抄本最早流传的年代不晚于万历二十年(1592)，是否更早，尚可继续探究。
刊本出现之前，最晚的关于《金瓶梅》抄本的流传记载，当推李日华和谢肇浙。李日华著《味水轩日记》卷七云：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正月)五日，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而锋焰远逊于《水浒传》，袁中郎极口赞之，亦好奇之过。
马泰来先生在《诸城丘家与<金瓶梅>》一文中说：
因此有万历丁已冬季（617年12月——1618年1月)东吴弄珠客序的《金瓶梅词话》应该是《金瓶梅》的最早刊本。
刊本流通后，谢肇浙即无访寻厘正抄本的必要。我们可以精确地指出:谢肇浙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至四十五年(1617)这两年内，
在北京自其工部同僚丘志充处借得《金瓶梅》抄本，并撰写《<金瓶梅>跋》。按:谢肇浙在《<金瓶梅跋>》中已经明言:“此书向无镂版。”（2）
可见，抄本流传至万历四十四——四十五年，初刊本出，抄本已基本完成历史使命。
二、抄本之拥有者及寓目者
据现存资料统计，拥有《金瓶梅》抄本的共12人，为王世贞、徐文贞、王肯堂、王稚登、刘承禧、谢肇浙、董其昌、袁宏道、沈德符、袁中道、丘志充、文在兹。
上述之12个抄本的传抄关系情况，可列表如下：
徐文贞→刘承禧→袁中道→沈德符
看到过上述抄本的除抄本拥有者外，尚有屠本峻、薛冈、李日华、冯梦龙、马仲良。
既见过抄本，又见过初刊本的为沈德符、薛冈，其中沈见过两种抄本。
《金瓶梅》抄本拥有者及寓目者的简要情况，见本文末之附表。
由此简表，我们不难看出《金瓶梅》抄本拥有者及寓目者多为中上层官吏，社会知名人士，且一般都有较高之文学修养；书画家与收藏家占了相当的比重。
就抄本之流传地点来看，中心地有三：北京、苏州一带、湖北。北京又以翰林院最可注意。
抄本之见于记载者虽有十二，但仔细分析一下其内在关系，实可大为简化。
王世贞拥有之抄本，虽云为全本，但两位著录者屠本峻、谢肇浙却都未曾拜读过。
屠本峻虽云“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但他实未读过，所以他看到了王肯堂与王稚登之抄本后说“恨不得睹其全”。
屠与王世贞之交往不会晚于万历17年至20年，王所藏既为全书，屠当在其未失散前即应看到，但若看到则不会发此感慨。
而且屠既然记叙看到过王肯堂、王稚登的抄本的情况，他若看到过王世贞的抄本，亦当记之。谢肇浙虽云“唯州家所藏者最为完好”，但亦未读过，他看到的是袁宏道与丘志充的抄本，加起来共得《金瓶梅》之十八。
王世贞所藏者既然最为完好，他若看到，亦不会不予记录。
有人曾据王稚登与王世贞同郡且相友善出发，推论王稚登之抄本可能来之于王世贞(见李锦山同志《<金瓶梅>最早付刻人浅探》，复旦大学出版社：《<金瓶梅>研究》)，然并无实据。
且王稚登之抄本仅有二帙，王世贞既然同意让王稚登抄写二帙，则断不至于仅让其抄写二帙，而不让其抄写全本。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王世贞所藏之抄本，就目前所存材料而言，其实谁都未曾真正见过。其有无，实正在不可知之数。
徐文贞之是否真正有过《金瓶梅》抄本，亦于史难考，但这无碍大体，因为其抄本即有，亦正同于刘承禧之抄本。
刘的抄本抄自徐家，这消息由知情人沈德符录出，自当有相当的证据。这消息的准确与否，倒还无关宏旨，重要的是刘承禧的这个抄本到底是否为完本(或全本)。
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从未有人怀疑过，似乎刘承禧所藏《金瓶梅》抄本为全本已成定论。其实恐怕并不是这么回事。下面就让我们来认真审察一下当时的有关记载吧!
记载刘承禧有全抄本的是沈德符，他在《万历野获编》中说：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梦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
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
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
袁中郎是在丙午年，即万历三十四年(1606)说刘承禧家有全本《金瓶梅》抄本的，但此时他并未见到。“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沈德符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拥有这个抄本的。
沈德符的上述记载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这句话，而其中“原本”二字最耐人寻味。
这里的“原本”，显然是指《金瓶梅》初刊本即万历丁已年东吴弄珠客序的刻本所用的底本。这个底本用的是谁人手中的抄本呢?现在尚不能确定，但肯定用的是刘延白（承禧）这个系统的抄本。这一点我们下面再来叙述。
既然用的是刘氏这个系统抄本，则既云“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则袁用小修、沈德符之抄本亦不至单单不抄这五回。
若然，则《金瓶梅》之全抄本至少有此三本（刘氏、袁氏、沈氏），怎么会“遍觅不得”呢？
又，当《金瓶梅》之初刊本在吴中悬之中门之时，沈德符就在吴中（详下），沈与冯梦龙关系至密，冯又在沈德符处见过其抄本，并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而冯与当时吴中书坊又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我们暂且不认为象有的研究者所说的东吴弄客就是冯梦龙，或冯龙就是初刊本《金瓶梅》的付刻人，——但既有上述种种关系，则吴中书坊自可通过冯梦龙找到沈德符的抄本，若沈之抄本不少此五回，那怎么会“遍觅不得”呢？
而据沈德符自云：“去年抵辇下，从丘工部六区（志充）得寓目焉（指《玉娇李》。……丘旋出守去，此书不知落何所。”
丘氏之出守时间系万历四十七年，由此亦可得知万历四十五年，当《金瓶梅》在吴中悬之国门时，沈即在吴中。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刘承禧抄本亦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全本”。
王肯堂与王稚登《金瓶梅》抄本各二帙。见过这两个抄本的屠本峻说：
按《金瓶梅》流传海内甚少，书帙与《水浒传》相埒。……往年予过金坛，王太史宇泰出此，云以重赀购抄本二帙。予读之，语句宛似罗贯中笔。复从王征君百谷家，又见抄本二帙，恨不得睹其全。（《山林经济籍》）
(一)王肯堂与王稚登之各二帙抄本应基本上不复出重迭，即不会是书之相同部分的抄本。
(二)从其阅读顺序看，先是看的王肯堂的抄本，之后看的是王稚登的抄本，但没有感到阅读不便，则王肯堂之二帙抄本当为《金瓶梅》之前半部书之抄本，而王稚登之抄本则为后半部书之抄本。
这从“语句宛似罗贯中笔”一语亦可看出，因为《金瓶梅》前若干回来之《水浒传》者正多，而时人又以为《水浒传》为罗氏手笔，此亦可证王肯堂之抄本为前半部书之抄本。
(三)上述四帙抄本加在一起仍不是全本，所以屠云“恨不得睹其全”。但从此四帙抄本已可窥其全书，所以屠氏才云“书帙与《水浒传》相埒”。
袁宏道与董其昌手中之抄本为《金瓶梅》一书之前半部抄本，这有袁给董信中的话可证明:“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
而由此，我们又不难推知丘志充手中之抄本当为《金瓶梅》之后半部书之抄本。谢肇浙说：
《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氏。……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此书向无镂版，抄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州家藏者最为完好。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阙所未备，以俟他日。（《金瓶梅>跋》）
(一)袁宏道之抄本与丘志充之抄本亦基本不复重迭，为《金瓶梅》之不同部分之抄本。否则，谢将无以知“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
(二)袁宏道之抄本既为全书前半部之抄本，则丘氏之抄本当为书之后半部抄本无疑。
(三)袁、丘之抄本合起来虽得书之十八，但仍不全，所以谢云“阙所未备，以俟他日。”
袁氏之二帙抄本为全书之十三，未及半；丘之抄本已得全书之十五。又谢氏既云“聚有自来，散有自去”，而《金瓶梅》前半部写“聚”，后半部才叙“散”，可见谢已看到过后半部《金瓶梅》，即丘志充的抄本。
文在兹所藏不全《金瓶梅》抄本，我们现在已难断定它到底不全到什么程度，即其抄本之卷帙数量如何。但见到此抄本的薛冈说:“余略览数回，谓吉士曰:此虽有为之作，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
我们知道《金瓶梅》后二十回，淫秽之描写较少，而且所谓轮回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几丝毫不爽，则薛冈所览数回，必不为后二十回无疑。
又，薛冈是看到初刊本后才得知西门未受显戳，而是病死的，则其初所览者亦不是七十八至七十九回无疑。
再者，薛冈读文在兹之抄本，虽云略览，但亦未感到阅读之不遍，则其所览之本当为前半部书或含有前半部书之不全抄本无疑。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所有见于记录的12个《金瓶梅》抄本中，除去谁也未曾真正见过的王世贞的全抄本之外，在社会上流传之抄本，则为刘承禧之原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的所谓“全本”，余下的则有三个前半部抄本:王肯堂本、董其昌本、文在兹本；二个后半部抄本:王稚登本、丘志充本。
上面曾引述过刘辉同志的考证，即董其昌之抄本可能抄自王肯堂。文在兹之抄本，既云不全，则不会只是象刘承禧抄本那样仅少数回，我们说其为半部，当出入不大。
文在兹与王肯堂、董其昌之间的关系尚未考知，但就王肯堂之抄本拥有时间为万历十七年至万历二十年，地点是在北京翰林院。
而文在兹之抄本拥有时间，据胡文彬在《金瓶梅书录》中所言，在万历二十五年前后，并亦在都门示人，亦当为《金瓶梅》之前半部抄本，则文在兹之抄本或许与王肯堂、董其昌之抄本有某种关系。若然，则《金瓶梅》前半部书之抄本，实只有一个系统。
王稚登抄本与丘志充抄本有无关系，现尚难完全考知，但其卷帙相当，且均为后半部书之抄本，则其或许亦为一种系统之抄本。
屠本峻所见之抄本，一为王肯堂之前半部抄本，其正同于谢肇浙所见之袁宏道抄本，二者又可能为同一系统之抄本；二为王稚登之抄本，亦正近于谢肇浙所见丘志充之抄本。
屠云“恨未睹其全”，谢曰“阙所未备，以俟他日”；屠云“书帐与《水浒传》相埒”，谢曰“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
由此似不难看出王稚登之抄本与丘志充之抄本当十分相近，若然，则所谓两个后半部书之抄本，亦将只有一个系统。
谈到各种《金瓶梅》抄本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不涉及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即各种抄本之间是否有重大区别？有无所谓内容出入较多之南方抄本与北方抄本存在？
见到过不只一种抄本的人有屠本峻、袁小修、谢肇浙。屠本峻看到的王肯堂与王稚登之抄本，因为不复出重迭，为前、后两半部抄本，所以难以比较二种抄本有无重大不同。
但屠既已涉及到“语句”风格，而不言二种抄本之有区别，则其较为一致正不言而喻。
袁小修既看到过董其昌之抄本，又有刘承禧抄本之抄本，后者为仅少五回之全本，这两种抄本正可比较。
若这两种抄本之相同章回内容有较大区别，或为不同系统，当必述及，因为袁氏之论已涉及到《金瓶梅》之内容。
而从其关于所见董其昌抄本内容的叙述来看，则其正同于现存万历本《金瓶梅词话》。
现存本《金瓶梅词话》为万历丁已本《金瓶梅》之翻刻(详后)，后者之底本又正同于袁小修手中之全抄本。这就不难看出董其昌抄本与袁氏手中全抄本一致。
谢肇浙在《金瓶梅跋》中说：“此书向无镂版，抄写流传，参差散失。惟州家藏者最为完好”。
“散失”不必多说，且看“参差”二字。“参差”二字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各种抄本内容大有出入的误解。
其实谢氏所见的抄本只有袁宏道借抄之董其昌抄本和丘志充的抄本，这“参差”的结论,在这里只有有二解：
（一）董其昌之抄本与丘志充的抄本不相衔接，中有复出者；
（二）抄本本身内容上有不同或重出。但谢既云“稍为厘正”，则显然“参差”是指后一种情况。既曰“稍微”，则显然只是个别字句而已。
既见到抄本，又见到初刊本《金瓶梅》的是薛冈和沈德符。
薛冈看到的抄本与初刊本所用之底本，属不同系统之抄本，但其并未述及抄本与初刊本有何区别。
其所见抄本与刻本有较大之区别，则必当述及，因为他已经涉及到《金瓶梅》之情节、人物、思想。相反，就其所述抄本与初刊本内容之一致,则适可证明抄本之无大区别。
沈德符不仅手中有“全”抄本，当亦在丙午年与袁宏道相见时见到袁氏借抄于董其昌的抄本。
沈、袁二人交谈过《金瓶梅》，但未述及董氏抄本与自己手中抄本的不同。而对初刊本亦只说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与原本不同，可见其余部分相同。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董其昌抄本、沈德符手中抄本与初刊本之底本是一致的。
总之，我们现在拿不出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各种抄本在内容上有重大不同；相反，若干事实表明，各抄本是一致的，内容上有重大区别之所谓南方系统抄本与北方系统抄本根本不存在。
四、抄本《金瓶梅》与现存“万历”本《金瓶梅词话》之关系
叙述抄本《金瓶梅》与现存万历本《金瓶梅词话》之关系，首先不能不涉及现存万历本《金瓶梅词话》跟有东吴弄珠客序的万历丁已本(初刊本)《金瓶梅》之关系。
版本学家普遍认为，除了“欣欣子”序与“廿公”跋以外，现存万历本《金瓶梅词话》为万历丁已本《金瓶梅》之翻刻。
原北京图书馆藏（现存台湾省)《新刻金瓶梅词话》与日本德山毛利氏栖息堂所藏之《新刻金瓶梅词话》第五回末页异版，有十行文字明显不同。这说明现存万历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不止有一种版本。
此正可反证现存万历本《金瓶梅词话》与万历丁已本《金瓶梅》相同。
又，薛冈在《天爵堂》卷二中云：
“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初颇鄙嫉，及见荒淫之人皆不得其死，而独吴月娘以善终，颇得劝惩之法。
但西门庆当受显戳，不应使之病死。简端序语有云: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序隐姓名，不知何人所作，盖确论也。”
就薛氏所叙《金瓶梅》内容来看，亦正同于现存万历本《金瓶梅词话》。
最为有力的证据，我们认为不能不是沈德符关于丁已本《金瓶梅》原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的叙述。
沈德符说这五回是赝作，是陋儒补以入刻，提出的三条理由是：(一)肤浅鄙俚；(二)时作吴语；(三)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
检视现存万历本《金瓶梅词话》，无一不确。这实在是探求丁已本《金瓶梅》与现存万历本《金瓶梅词话》之关系的关键。
对这五回的研究，虽然已有不少研究者谈过不少很好的意见，但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入。这是一个专门的问题，在此不赘。
其次，这里不得不涉及丁已本《金瓶梅》是否为初刊本《金瓶梅》的问题。
现在人们已考证出马仲良榷吴，事在万历四十一年，则万历庚戌本不复存在而丁已本即为《金瓶梅》之初刊本已成不刊之论。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初刊本《金瓶梅》与抄本《金瓶梅》之关系。上已述及，所有的《金瓶梅》抄本，现均已荡然无存。
因之，要探求初刊本与抄本之关系，便只能依据现存万历《金瓶梅词话》一书本身，以及当时既见到抄本，又见到初刊本的人的记叙。
薛冈虽见过抄本，也见过初刊本，但所见抄本不全，且只略览数回，因此难以为凭。
沈德符则见到两种抄本，其一为所谓“全本”，又见到过初刊本，因此他的记叙参考价值最大。而且沈氏对初刊本之刊刻过程十分清楚，因此他的记叙也最为可信。
要弄清抄本《金瓶梅》与初刊本《金瓶梅》之关系，有两个问题至关重要：
(一)谁是《金瓶梅》初刊本的付刻人；
(二)初刊本用的是何种抄本为底本。而后者尤其是关键。
关于《金瓶梅》初刊本的付刊人，现尚未考明，不少研究者以为就是冯梦龙，这自然不无道理，但因缺乏确凿的材料证实，尚不能作定论，我们也暂且不去管他。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初刊本《金瓶梅》所用底本这个关键问题。
我们以为初刊本《金瓶梅》所用之底本，正是刘承禧所藏抄本系统。
《金瓶梅》以抄本方式流传时，或许有超出上述记载的12种抄本之外的抄本，但因于史无考，不敢妄论。那么关于初刊本《金瓶梅》所用底本，现在只能从上述见于记录的12种抄本中去推寻。
这样做亦有相当的根据，因为其一，当时见到抄本的人曾说“今惟麻城刘承禧家有全本”，“惟州家藏者最为完好”等等，可见其他不见于记载的抄本即使有，也当甚少；其二，正是上述抄本与初刊本《金瓶梅》发生了直接的关系。
上已叙明，在见于著录的12种抄本中，除两种系统的所谓“全”抄本之外，其余各种不全之抄本就是全加在一起，仍然不为全本。因之初刊本之底本只能到所谓“全”本中去找。
先看王世贞抄本。
如上所述此种抄本的有无，尚在不可知之数。退一步讲，就是真有，但到初刊时之丁已年间早已失散。
当然这里必然牵扯到屠本峻说王世贞抄本“已失散”，而谢肇浙则谓“唯州家藏者最为完好”这一公案。对于这桩公案之评断，我以为刘辉同志的下述一段话最为切中要害：
屠本峻，字田峻。生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与王世贞相友善。
他在《山林经济籍》中为袁中郎《觞政》所作跋语，写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是肯定无疑的。而谢肇浙则生于隆庆元年(1567)，王世贞去世时(1590)，只有二十岁多一点，他与王世贞似无交往；即或有，也不能是深交。
何况他的《金瓶梅跋》写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至万历四十五年(1617)之间，较屠本峻所作跋语，整整晚了十年。
他们都说到王世贞家藏《金瓶梅》，但谢说“最为完好”，似不足信，而屠谓“今已失散”，应是事实。故应以屠本峻的记载，来纠正谢肇浙之失误。
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旁证，即万历三十四年(1606)时，袁宏道已告诉沈德符:“今惟麻城刘承禧延白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也说明了王世贞家藏全书，是时已不存人世。(3)
王世贞家所藏之全书至初刊时既已失散，则初刊之《金瓶梅》所用底本，只有刘承禧抄本这个较全本系统无疑了。何况这个抄本至少除刘氏以外，袁小修、沈德符都有。
这种推论有无证据呢?当然是有的。沈德符手头既有刘承禧抄本的再抄本，他自然对此本很熟悉。
他与马仲良的那段对话就可充分证明他对这抄本之熟悉。而他所谓“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很显然他是将初刊本与自己的抄本两相比较后才得出的结论。
这个结论如上所述首先证明了他自己手中的抄本就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
对此，我们这里还可作一补充论证:如果沈德符手中的抄本(包括刘承禧、袁小修抄本在内)有此五回，那么他根本用不着去推论此数回为陋儒补以入刻，他只要叙出自己的抄本(或看到过的抄本)中此数回是什么样子就可以了。
其次，沈德符将初刊本与自已的抄本两相比较后得出的结论也证明，除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外，初刊本正同于他自己手中的抄本，不然，若有重大区别，揆之常理，他既已涉及到此五回，亦必将涉及，决不会不置一词。
“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这十八个字太重要了。一个“遍觅不得”，充分泄漏了沈德符清清楚楚地知道初刊本的刊刻过程；
“然原本”三个字则充分泄漏了他明明白白地了解初刊本《金瓶梅》所用之底本。这个底本无论是谁付刻的，正同于他自己、袁小修、刘承禧的抄本。
关于初刊本与抄本之一致，或谓初刊本保存了抄本《金瓶梅》之原貌，这从屠本峻与谢肇浙关于抄本的卷帙的记叙，以及谢的所谓“聚有自来，散有自去”等等叙述，亦可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因为这些记叙正与初刊本相符合。
我们花这么大的气力来论证抄本《金瓶梅》与初刊本《金瓶梅》、与现存万历本《金瓶梅词话》相一致，有什么必要呢?很有必要。
别的且不说，首先可以证明现存万历本《金瓶梅词话》并不是由多种抄本“拼集而成”，因为抄本也是并无大区别的。
其次，这对于像台湾省《金瓶梅》研究专家魏子云先生所主张的《金瓶梅词话》本是在传抄过程中，由原稿多次删改而成的结论也将是极为不利的。
《<金瓶梅>版本研究枢要》
阅过文在兹所藏抄本，看过《金瓶梅初刊本》
辑“三言”、《挂枝儿》、《山歌》、《太霞新泰》，改汤显祖李玉传奇多种，汇编为《墨憨斋定本传奇》，剧本《双雄记》，另有《智囊》、《古今谭概》等
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河南汝宁府知府，官至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
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初授翰林院庶吉士
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任刑部主事，累官刑部尚书
《弇州山人四部稿》及续稿《觚不觚录》、《凤洲笔记》等
万历时期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第一人
《吴社编》、《吴郡丹青志》、《王百谷全集》、《吴骚集》
好交游，善结纳，与王世贞同郡相友善
万历八年武进士，袭父职锦衣卫千户
万历二十年进士，除湖州推官，移东昌，迁南京刑、兵部，转工部郎中，官至右布政
《五杂俎》、《小草斋文集》、《诗集》、及续集《文海披沙》等
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督湖广学政，擢太常寺卿、侍读学士、礼部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
《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诗集》、《别集》等
万历进士，知吴县，官终稽勋郎中
《殇政》、《瓶花斋集》《袁中郎集》《潇碧堂》
(1)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第62页。
（2）马泰来《诸城丘家与<金瓶梅>》，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期。
(3)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第59—60页。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叶桂桐<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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