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汉口码头电视剧全集,以及武汉最有名的对应的知识点,文章可能有点长,但是希望大家可以阅读完,增长自己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可以解决了您的问题,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昨天,我们在《新安书院,徽商在汉口的宏伟地标》里提到了武汉文史专家王光老师发掘新安书院文物的事迹。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现,就是发掘“宝庆成昌安记墙界碑”,为历史上“宝庆码头”找到了一件文物实证。
说到宝庆码头,在武汉本土文史领域算是赫赫有名。这个码头紧邻汉正街,地段优越,曾发生过数次震惊三镇的“打码头”事件,至今流传。
同时,由于宝庆码头的形成源流比较单一,作为码头的时间也够长,这里也经常被武汉码头文化的研究者作为典型样本加以分析。前人之述备矣,本文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历史上的宝庆码头区域,大体在当代汉正街板厂、宝庆、永宁三个社区,距离汉江与长江的交汇处龙王庙、集家嘴只一箭之隔。
“宝庆”源自地名,即今日湖南邵阳地区。明清之际,此地设“宝庆府”,辖新宁、新化、邵阳、武冈等地。目前居住在宝庆码头的多是湖南宝庆移民的后代,宝庆码头由此而得名。
之前,我们曾在介绍白沙洲的稿件中提到过湖南的“放排”。宝庆码头和白沙洲一样,都是湖南人移居汉口的重要地点,二者人口来源略有不同。
约从18世纪晚期开始,以邵阳商帮为代表的宝庆人开始往汉口发展业务。宝庆位于湘西,通过湘黔古道连通大西南,通过资江连通汉口,自古以来就是商贾重地,商品经济较活跃。
邵阳商帮驾着“毛板船”顺流一路北上来到汉口集家嘴上岸,带来了竹木、煤炭、土纸、茶叶、桐油、生漆、生铁和锑矿等当地特产就地变卖,有不愿回去的船工,则在汉口做起了码头挑夫。久而久之,聚集此地附近的宝庆人越来越多,他们就近或盖房或搭棚子居住,还修建了五层楼的同乡会馆,并于1796年兴建了专用码头“宝庆码头”(宝庆码头兴建者仍有争议,姑且听之),形成了以宝庆人为主的聚居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板船”。这种船木料粗大、马钉固定、船体毛糙、不上桐油,结构非常脆弱,一旦触礁大概率解体;而且吃水深,必须等到资江发大水时才能出航。此种反科学的设计,核心原因只有一点:毛板船是一次性使用的船只,驶达汉口后,就地拆解,当木材卖。
毛板船装运量大,装煤甚为得力,一只船可载120吨以上的煤,多者可达200吨。一船产自湖南新化的煤,到汉口后可获利五倍以上。因此,十条毛板船即使在航行中沉没了七条,剩下三条到汉口还有赚头。
宝庆地区盛产松树,松木便宜易得,造价低廉,加工制作简易。到了汉口之后,拆掉的船板就是一块上好的松木,销路相当不错,当时甚至催生了一个新行业“船板拆旧业”。之后,宝庆码头有一条道路,名叫“板厂巷”,就是当年拆解船板的所在。
由于宝庆码头紧邻汉正街,地段极为优越,常引起其他省商帮的觊觎。当时,中国对于此类交通基础设施产权的相关法律规定极少,全依乡约民俗维持。因为宝庆至汉口货运航线的季节性比较明显,每年货运淡季时,湖南商人就会大量返回家乡,宝庆码头处于闲置状态,更是让邻居眼红。
历史上,为争夺宝庆码头的所有权,此地曾发生过三次规模较大的“打码头”事件。至于零星的冲突,车载斗量,难以记载。
第一次冲突发生于1803年前后。当时,宝庆码头季节性闲置,码头上的徽帮(徽州人组成,其背后靠山,就是我们之前写过的的徽州商帮)占领了此地。双方一连串大小械斗,死伤者众。宝庆人拉上新化(时属宝庆)籍翰林侍读学士刘光南的关系,希望他在汉阳府帮忙说话,不料事情泄漏。刘光南乘船上京公务,途经汉口,被徽帮众人阻挡在江边,连岸都上不了。
民间组织妨碍翰林行程,这个事情惊动了巡抚衙门,出面调停。最终,举行了一个很有趣的正式仪式:在大水巷附近河边,背靠汉水,向东、西、北连放三箭,以箭落地点为界,划定宝庆码头范围。刘光南亲自书写界牌,官府具文存档,确定了宝庆码头的合法地位。
我们之前在白沙洲的相关稿件中写过,白沙洲上也有过类似的纠纷,最终也是以官府树立界碑告终。彼时,产权法规稀缺,发生纠纷时唯有以特别方案临时处置。一城之内,树碑为记,犹如国境,可堪一笑。此外,“射箭”一举颇具象征意味。当时,射艺是清朝武举的重要科目,代表了军事力量,非一般江湖人士所能习练。官府派人射箭定界,既是安抚,又是威压,颇为巧妙。
第二次冲突发生于1856年。此时,徽帮已招募了大量来自襄阳的白莲教船民(此组织自南宋至民国,每朝必反,颇具战力),再度开始为争夺宝庆码头挑起冲突。时值湘军与太平军在湖北境内激战,曾国荃(曾国藩之弟)应湘军将领刘长佑邀请,走访宝庆码头,受到宝庆帮的热情接待,史称“丙辰盛会”。
有了官方头面人物站台之后,宝庆会馆首任会长、年逾古稀的何元仑趁势向徽帮主动出击。双方在宝庆码头激战一日,各死十余人,伤者数倍之。宝庆帮大胜,其势力范围扩大到上至大水巷,下至沈家庙,内至广福巷的区域,将原地盘翻了一番,进入鼎盛时期。
第三次冲突发生于1889年。这次,徽帮打通了李鸿章的关系,暗中勾结汉阳知府程庆煌。之后,程庆煌派人到宝庆码头拆房子,想把宝庆人统统赶走。宝庆帮奋起反抗,痛打了拆房的官差。
当时,宝庆帮中有位彭澧泉,找到时任布政使蒯德标处,起诉程庆煌收受徽班贿赂,并四处扬言要进京告御状。蒯德标交代程庆煌,慎重审理此案。程不敢再有偏袒,便想出一个狠招,来判定码头的归属。
程找到一双练武用的铁靴烧红,声称只要哪一帮中有人能穿上红铁靴走上三步,该码头即归该帮。徽帮无人应战,宝庆帮则有个理发匠自告奋勇站了出来,穿上红铁靴走了五步后倒地,后不治身亡。如此一来,宝庆人再度确认了宝庆码头的归属。彭澧泉则因殴打官差一事,被收押顶罪,死于狱中。
1892年,宝庆会馆为纪念死于码头争夺的彭澧泉和理发匠两人,特意修建“彭公祠”,选址公坪巷25号,后在抗战期间损毁。此次对宝庆码头的争夺,也成为了整个老汉口最著名的“打码头”故事。
《清末民初汉口码头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参与力量》,民间法,2009.01.31
《武汉码头的转型及其大码头文化》,湖北社会科学,2009.03.10
《毛板船与毛板人及毛板文化》,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2.12.28
《汉口宝庆码头文化解析》,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10.15
《汉口宝庆码头的传奇》,档案时空,2018.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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