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铁们，大家好，相信还有很多朋友对于更胜黎明前的琉璃色和张维用先生的的相关问题不太懂，没关系，今天就由我来为大家分享分享更胜黎明前的琉璃色以及张维用先生的的问题，文章篇幅可能偏长，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1、近读《颜山杂记·卷四·物产》，有“灌长氏曰：吾观于乡，而知择术之必慎，择业之必精也。当明之末，庚辰、辛巳间，江北旱灾，琉璃之家，死者什九，非以其无用器也？若其在时和清宴，亦可以观人情矣。彼瓷、炭，用物也，其行不越数百里；丹、矾、赤土，用舍半之，其行千里；琉璃，无用器也，然且北至燕，南至北粤，东至高丽，西至河外，其行万里。彼物情之不齐亦独何哉？其用弥寡，其行弥远。”不禁有所思，琉璃何以成为阁老眼中的“无用器”？琉璃又何以“其用弥寡，其行弥远”？找到这个答案，最便捷的方法，就是进入张维用先生的“琉璃观”，从《“真假琉璃”之说》里寻找思路端倪。
2、张维用（1941—2021），出生于江苏连云港，幼年随母亲至博山。1961年进入博山美术琉璃厂，先习内画，后从事琉璃雕琢设计和制作。先后担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鼻烟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鼻烟壶专业委员会会刊《烟壶》主编、青岛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等职务，被评为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山东省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张维用先生多年来致力于中国琉璃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博山琉璃历史的研究堪称详备。所著《博山琉璃》等著作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也是众多博山琉璃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目。
3、依我对琉璃的认识，坚信最早的琉璃出现以后，是作为玉石的身价被同等对待的，因而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琉璃被钦定为皇族朝臣专用。张维用先生的《“真假琉璃”之说》，从一个更具辨识价值的角度，论证了几千年来琉璃概念的混乱、直到孙廷铨《颜山杂记》问世，“真假琉璃”之说才一锤定音、尘埃落定这一纷繁过程。值得每一个博山人静下心来，仔细阅读。重读《“真假琉璃”之说》的过程，也是我重温张维用先生“琉璃观”的过程，从中大有获益。
4、尽管西汉桓宽的《盐铁论》、东汉班固的《汉书·西域传》出现了流离、璧流离一词，先生认为琉璃还是从《尚书·禹贡》中的璆琳转化而来。璆是美玉，琳也是美玉。后来出现了人工烧造的琉璃，形态色泽酷似璆琳，便以璆琳名之，语音演变过程中，璆琳变成了流离，这个词汇一直使用到汉代，才出现了琉璃。《盐铁论》说，“……是以骡驴骆驼衔尾入塞……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这个演变过程当中，琉璃还衍生出其它一些别名，但没有撼动琉璃的正宗地位，如吠琉璃、毗琉璃（唐代僧人玄应《一切经音义中》），水精（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药玉（宋代苏轼《独酌试药玉滑盏有怀诸君子》）。其中药玉沿用至明代。元代，琉璃又有瓘玉称谓（明代曹昭《格古要论》），还有硝子、料。到了大清康熙养心阁造办处兴建琉璃厂，设琉璃工厂，所产出品一律冠以玻璃，但琉璃一词在博山地区纹丝不动地流传下来，以示正宗正脉，不还价，不妥协，不容置喙。
5、接下来，是辨析“真假琉璃”之说。
6、诚然，《尚书·禹贡》中的璆琳确指美玉。春秋时代出现最早的人工烧造琉璃，但工艺难度大，一定出产极少，弥为珍贵，非王族不能得见。同在《尚书·禹贡》中，有这样的描述：“璆琳琅玕者，此则土地所生，真玉珠也。鱼蚌之珠与《禹贡》琅玕皆真珠也。然而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昔始皇为冢，敛天下瑰异，生殉工人，倾远方奇宝于冢中，为江海川渎及列山岳之形。以沙棠沉檀为舟楫，金银为凫雁，以琉璃杂宝为龟鱼。”（东晋王嘉《拾遗记·卷五》）这里的龟鱼显然是本土琉璃。西域通达之后，域外诸国不断贡输琉璃等宝物进入皇宫，愈显其珍，世人遂愈坚信琉璃乃天生自然之物，对人工制造的琉璃坚称假琉璃。到了东晋，被英国大学李约瑟教授称为最伟大的博物学家葛洪，实在无法保持沉默，以忿忿然的语气对“真假琉璃”一说展开论辩：
7、“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今以此语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类。况于世间幸有自然之金，俗人当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黄丹及胡粉是化铅所作，又不信駏骡驴马所生，云物各自有种，况乎难知之事哉！夫所见少则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虽天之明，而人处覆甑之下，焉识至言哉！”（《抱朴子·内篇》）
8、唐代，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高峰，“真假琉璃”问题应当迎刃而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张维用先生找到了训诂大家颜师古对《汉书》的一条批注，再一次确认了舶来琉璃是真琉璃，天然琉璃，本土琉璃是假琉璃，人工制造的琉璃。这条加在《汉书·西域传》“罽（jì用毛做成的毡子一类的东西）宾国……出封牛……珊瑚、虎魄、璧流离”段后的注文是：
9、师古曰：《魏略》云，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琉璃……此盖自然之物，采泽光润，逾于众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销冶石汁，加以众药，灌而为之，尤虚脆不贞，实非真物也。
10、陈藏器是一位唐代药物学家，本可以窥见琉璃本质，然而遗憾的是，他也认为琉璃“生土中”：“玻璃，西国之宝也，玉石之类，生土中，或言千年冰所化，亦未必然。”（《本草拾遗》）
11、于是，颜师古、陈藏器这两位学术权威，终于把“真假琉璃”之说推向了巅峰。这也直接导致了南宋时代围绕“真假琉璃”展开的一场学术争论。
12、赞同颜师古的有朱翌，其《渏觉寮杂论》（渏yī古同漪）全盘引用了颜师古对《汉书》的批注。倾向于颜师古的有戴埴（zhi）：“今用青色琉璃，皆销冶石汁，以众药灌而为之。始于元魏，月氏人商贩到京，能铸石为琉璃，采矿铸之。自此贱不复珍，非真物也。”（《鼠璞》）高似孙也是：“所谓琉璃者，谓其如玉也，若以石铸之，曾何足珍？”（《纬略》）
13、这时候，南宋出现了一位见识接近事实的人，这个人叫赵汝适，著有《诸蕃志》，其中云：“琉璃出大食国，烧炼之法与中国同。其法用铅、硝、石膏烧成。大食则添入南鹏砂，故滋润不烈，最耐寒暑，宿水不坏，以此贵于中国。”
14、而真正旗帜鲜明站出来正面挑战颜师古的人是程大昌。
15、程大昌（1123-1195），字泰之，本籍徽州休宁，后迁浙江湖州，是南宋时期著名学者，徽学之代表人物。平生笃学，长于考订名物典故，在文学、史学、地理学、易学、经学、语言学等领域皆有相关作品传世。著有《禹贡论》、《诗论》、《易原》、《雍录》、《易老通言》、《考古编》、《演繁露》、《北边备对》等。所著《演繁露·卷三》有琉璃一篇：
16、……按流离，今书附玉旁，为“琉璃”字，师古之记流离是矣，而未得其详。《穆天子传》曰：“天子东征，有采石之山，凡好石之器于是出。天子升山取采石焉，使民铸以成器于采石山之上”。注云：“采石，文采之石也”。则铸石为器，古有之矣。颜氏谓“自然之物”，恐不详也。《北史·大月氏传》：“魏太武时，月氏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即京师铸之。既成，光泽美于西方来者。自是中国琉璃始贱”。用此言推之，则虽西域琉璃，亦用石铸，无自然生成者。若果出于生成，则月氏之贾从何人而受此铸法也？兼外国奇产，中国未始无之，独不闻所谓真琉璃也。东坡作《药玉盏》诗曰：“熔铅煮白石，作玉真自欺”。东坡谓“煮”，即《穆传》之所谓“铸”，颜氏之谓“销冶”者也。然中国所铸，有与西域异者，铸之中国，则色甚光鲜而质则轻脆，沃以热酒，随手破裂。至其来自海舶者，制差钝朴，而色亦微暗，其可异者，虽百沸汤注之，与瓷、银无异，了不损动，是名“番琉璃”也。番琉璃之异于中国流离，其别盖如此，而未尝闻有以石琢之者也。如阶石之类，古谓之珉，又谓之碔砆。至瑛、璁、琇、玫，皆石之似玉者，使此一种石而入用，自附名于玉，不为流离矣。故知师古之言为未审也。
17、程大昌的论点不可谓不真知灼见，但在整个南宋时代仍孤掌难鸣。果然，宋元时期史学家胡三省撰写了《资治通鉴音注》，其中的观点明显为颜师古翻案。注了。《资治通鉴·唐纪》的《代宗》条下有这样一段记载：“上（指唐代宗）因言：……（路）嗣恭初平岭南，献琉璃盘径九寸，朕以为至宝。及破（元）载家，得嗣恭所遗琉璃盘径尺。”胡三省为了对“琉璃盘”进行必要的考证，在这段文字之下加了一条长长的注，注中主要是引用了程大昌《演繁露·琉璃》中的几乎全部内容，并在注文结尾处加上了自己的观点：“余谓路嗣恭所献者，盖师古所谓大秦琉璃，自然之物。否则，代宗何以谓之至宝哉？程大昌考之不详耳！”胡三省这一句话，把人们对琉璃本质的认识又扳回到从前。
18、所以到了明清两代，“真假琉璃”之说仍在争论不休。明末钱塘人田艺衡在《留青日札》《琉璃》条下引用的是颜氏的《汉书》注，是“真假琉璃”之说的拥戴者。明万历进士、吏部左侍郎顾起元《客座赘语·说略》谈到琉璃时说：“玻璃，一作颇梨，一作玻璃，西国宝，千年冰所化，故日冰玉。今有外国所市玻璃杯、镜，乃烧成者。又有五色小瓶，值极高，其质俱自销冶所成，非所谓冰玉也，恐别是一种耳。”明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珍珠船》卷三：“颇梨，千岁冰所化，玛瑙鬼血所化。”
19、说到这里，连张维用先生也有些愤愤不平了，他惋惜如此多的文人士大夫不作深入考察，在象牙塔里人云亦云，致使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概念千百年来争论不出一个子丑寅卯。但是，这个时期可以被理解为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
20、最终驱散黎明前黑暗的是清代颜神镇人孙廷铨，这位博山人推崇的三部尚书、内秘书院大学士，不仅是一位学者，更重要的是一位工艺史学家，琉璃世家的出身，使他对琉璃的阐述达到前人所未及的高度。《颜山杂记·琉璃》不仅准确定义了琉璃的性质，还详尽介绍了原料、制作工艺、品种等等，成为中国古代有关琉璃工艺的唯一专著。《琉璃》中不乏对颜师古、胡三省“真假琉璃”言论的引述，但只字未置藏丕，并非孙廷铨赞同此说，也不是有意不与相左，恰恰相反，正是孙廷铨老谋智慧的处理，对琉璃的定义开天辟地，就往那里一放，“真假琉璃”之说不攻自破，这是一种莫大的文化自信。
21、现在，到了回答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的时候了。琉璃何以成为孙廷铨眼中的“无用器”？琉璃又何以“其用弥寡，其行弥远”？
22、三千年的中国琉璃制造史，始终与天然玉石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不论是道士炼丹，还是业陶、制造青铜器时偶然所得，古代琉璃都是稀缺之物，越稀缺越珍贵，遂为皇家贵胄所专宠，不准民间拥有。西周时期琉璃珠与玛瑙、松石等作为贵族头部、颈部的饰物，战国到西汉，除了琉璃珠外，出现了琉璃璧和剑饰，也都是审美装饰之物。西汉之后大量输入外国琉璃，其中彩色屏片用于帝王之家的窗扉、屏风，这些做法一直沿袭到魏晋隋唐，琉璃器中的杯盘碗盏多是用于陈设，用于实用的仅是“琉璃钗钏”，显然，这些东西与民间百姓是没有关系的，金代统治者曾下令“庶人不得以琉璃为器”。从《元史·百官志》得知，元朝宫廷专门设置了“瓘玉局”，监制玻璃器烧制，故而瓘玉局制造的玻璃称为瓘玉。说明中国元代的玻璃制造业达到了相当规模，由中央集权统一控制和生产。专享使用玻璃器皿，仍是贵族统治阶层的特权和财富象征。直到明代，宫廷还是设有“内官监”——许多宫廷工场的管理机构，宫中“宦官二十四衙门”之一。“凡国家营建之事董其役，御前所用铜锡木铁之器日取给焉……外厂甚多，各有提督、掌厂等官。”在这些工场中服役为皇家进行各种生产的“人匠”，一种以囚犯充任，如营建宫殿等役；一种称“供役工匠”。在明代，人以籍分，除民籍之外，尚有官籍、军籍、医籍、匠籍、驿籍、灶籍等世袭的户籍。“供役工匠”都必须是在内官监“落籍”，取得“匠籍”身份的人才能充任。供役工匠分两种：长期或终身在宫廷工场中服役的叫“住坐匠”，一般都集中在京城，由内官监直接管理；另一种是定期轮换或分散在外地服役的叫“轮班匠”。由于轮班匠的微调和管理都要经过各地方政府，内监插手多不便，故后来将轮班匠划归工部管辖。博山琉璃行业中，最初加入匠籍成为供役工匠的便是孙廷铨家族。“炉座者，余家自洪武垛籍，所领内官监青帘世业也。惟国家营建郊坛飨殿，则执治其棂扉帘幌之事……隶籍内廷，班匠事焉。故世执之也。”（《颜山杂记·二卷》）自洪武之后，孙氏家族作为在籍的宫廷匠役，管理着博山琉璃工匠中一部分入了匠籍的轮班匠，为明宫廷提供琉璃贡品长远二百七十余年。此时，除了青帘，当时颜神镇的琉璃制品已有“珠穿灯、屏、棋局、帐钩、枕顶类”（见明嘉靖《青州府志》），其中不少已是以“土人”为消费对象。
23、也许是“真假琉璃”之说作祟，琉璃自古蒙着一层神秘面纱，虽不断有精美地下墓葬出土琉璃器，但今人看到的古代大型琉璃窑炉遗址，仅有博山大街这一个。对于一个古琉璃文明同样伟大的中国来说，似乎说明了什么。到了明清两代，琉璃制造有了长足的发展，琉璃器逐渐为老百姓所使用，但也仅限于轻奢消费，实用型琉璃制品并不丰富。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相比陶器、煤炭，琉璃可不就是“无用器”？因“无用”而稀缺，而光润可鉴，见者爱不释手，是故“其行弥远”，不在万里之下。愈是“其行弥远”，愈是“无用”，引发出“择术之必慎，择业之必精”之感慨，足见孙廷铨先生的经世实学精神以及对琉璃的复杂情感。
24、诚如斯言，研究中国古代玻璃史，最好的方法就是深入细致的地考察我国传统琉璃生产的整个过程，如果只是在故纸堆上翻来翻去，只有打不完的“嘴官司”，是找不到出路的。话已至此，还是以张维用先生那句名言来做结尾，煞地：“啥叫琉璃？琉璃就是玻璃！”因仿玉而生而活，却和美玉没有一毛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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