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感谢邀请，今天来为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很色的小说的问题，以及和《金瓶梅》张扬色情的倾向及其主要成因的一些困惑，大家要是还不太明白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接下来将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解决大家的问题，下面就开始吧！
以小说来描写情欲和性似始于唐代传奇,到明代中期,此种内容在一些文言小说里已经相当普遍和突出,只是其中的情欲和性的当事人大都是传统小说或戏剧中的才子佳人。在描写上,作者的笔法也已由既往的含蓄变得比较细致和裸露。显然,这两个方面的积累,都成了《金瓶梅》所以体现张扬色情倾向的基础和先声。
一、《金瓶梅》张扬色情的倾向的主要表现
无论如何,《金瓶梅》是一部被公认的具有多方面惊人独创性的艺术作品。它在很大的方面是按着16世纪小说家们新兴的审美惯例和思想抱负而创造出来的作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本书有着突出的张扬色情的描写倾向,此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1.结构布局所体现的张扬色情倾向
《金瓶梅》张扬色情的倾向首先表现在该书的结构布局方面。很明显该书在结构布局上是因袭了明代文人小说布局的典型模式,这就是笔者在一些论著和文章中所提出的流水式结构模式。
在《金瓶梅》产生之前,明中期前半叶的色情小说中,至少有6篇采取了一种非常一致的结构方式。即故事情节在简短的开端后,中间即连续编织若干个纵淫事件,男主人公在其渔色纵淫的每一事件过程中左右逢源,心想事成,以此构成情节的发展。主人公结束渔色纵淫,情节亦至结局。这一情节的展开有如水流的直泻而下,没有任何的阻滞与迂回。我们就称此种模式为流水式结构模式。这六篇作品是:《寻芳雅集》、《花神三妙传》、《李生六一天缘》、《五金鱼传》、《刘生觅莲记》、《天缘奇遇》。此外,在这前后还有一些比较纯粹的色情小说,其中的部分作品也呈现为此种情节结构方式,如《浪史奇观》、《如意君传》、《痴婆子传》等。这说明在《金瓶梅》产生之前后,明代色情小说在情节结构方式上已经造成了流水式结构模式。这似乎正是《金瓶梅》情节结构布局方式的前身。
如果按着这一结构模式的基本特征来考察《金瓶梅》的结构布局,可以明确见出该书的流水式结构模式特征,只是与前所序列的那些中短篇小说相比较,它的情节场面更多,进展的节奏更缓慢而已。该书1～6回写西门庆出于纵淫的目的渔猎潘金莲。这是故事的第一个单元,也即作者描写的第一个渔色纵淫的事件。它从“西门庆帘下遇金莲”开始,接着是“王婆定十件捱光计”。这一渔色纵淫过程,也如同其它呈流水式结构模式的色情小说的描写程式一样,尽管其中有所障碍,如潘金莲的内心障碍、郓哥的告密、武大的捉奸,以及奸妇、奸夫对于武松将要归来表示恐惧等等,但这些障碍却都被西门庆比较轻易地排除,结果是西门庆渔色上的心想事成、左右逢源:武大被害身亡,武松因误伤人命被流放,潘金莲被西门庆迎娶回家。此一单元到第九回“西门庆计娶潘金莲”结束,中间所穿插说到的西门庆娶孟玉楼,则是开启的另一个故事单元。像上一故事单元一样,西门庆迎娶孟玉楼过程中,也遇到了一点障碍,那就是张四舅的反对,但这一点因为杨姑娘的出面而排开,本来似应有的一个大的阻滞或障碍,却被杨四姑的一顿痛骂而烟消云散,西门庆渔色再表现了一个流水式过程。“西门庆梳笼李桂姐”是故事发展的第三单元,因为此一过程中西门庆的渔色对象是妓女,原本就不存在大的阻碍,只出现了西门庆与嫖客丁二官妓院遭遇的小插曲,西门庆一通“大闹丽春院”把后者吓得落荒而逃,再无别的阻碍。
接下来是西门庆与李瓶儿所展开的渔色和纵淫故事,这一情节进展的节奏比较缓慢,从第十三回“李瓶儿隔墙密约,迎春女窥隙偷光”直写到第十九回。在这一过程展开中也出现了一个阻碍,就是宇给事劾倒杨提督并牵连到西门庆,使他暂时中断了与李瓶儿的交往,从而出现李瓶儿招赘蒋竹山,可是从情节的主流程上看,西门庆在这一进程里仍然是心想事成:即有所阻碍也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因为接下来宇给事的弹劾被蔡太师化解,西门庆有惊无险,照样他的渔色纵淫。以下的几个单元分别是西门庆与来旺媳妇宋惠莲、与韩道国媳妇王六儿,以及与林太太的渔色纵淫事件。从西门庆与上述诸女人的渔色与纵淫的角度看,其发展过程仍然如同前几个故事单元过程大同小异:流水般展开,即便有些许障碍,(如与宋惠莲勾搭时,来旺曾醉谤西门庆;与王六儿勾搭时韩道国有碍眼之嫌等)也都被他轻易排开,结果是西门庆在这些渔色纵淫中总是左右逢源,心想事成。
当然,以上的说明只是就《金瓶梅》的主要情节部分而言。至于该书后来写到的西门庆因纵淫而致亡命的结局,可以作为例外相对独立的情节部分来看待。
2.回目设置所体现的张扬色情倾向
《金瓶梅》有意张扬色情的倾向还突出地表现在回目设置上。像大多数长篇通俗小说回目设置一样,该书的回目也是以两句对称性语句对全回内容进行概括,然后按对仗要求作修辞处理,构成对联式回目。但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的回目设置,至少从两方面突出地表现出有意张扬色情的倾向:一是尽量将每回故事从色情的角度提炼拈出,作为回目使用;二是在回目词语处理上,尽量选择带有张扬色情意味的词语进行搭配。
我们考察《金瓶梅》前61回的回目,可以很明确地看出,除16、17、21、25、30、31、34、39、42、47、55这11个回目没有显示出色情含义,其他40个回目都或是两句,或在后句表露出故意张扬色情的倾向。而像回目中所出现的“盼情郎”、“听淫声”、“墙头密约、隙底私窥”、“兰汤邀午战”,以及“露阳惊爱月”、“乘醉烧阴户”等更是赤裸裸地表现出这样的倾向。从小说创作的规则上说,尽管章回小说的每一回内容都反映在作者所开列的回目上,但《金瓶梅》作者在设置这些回目上,却是有意将他所描述的内容分成明显的两部分,两部分中,有的是以对仗的方式张扬色情内容,有的则是一主一衬的方式营造色情氛围。这种回目设置规律至少在六十九回之前是没有变化的,因此,可以说《金瓶梅》在回目设置上似是以张扬色情或色欲为致力点的。以小说名目来张扬色情或男女之情,是明代通俗小说创作中比较普遍的做法,我们在其时的很多小说中可以看出这一倾向。如《戒指记》改名为《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志诚张主管》被改为《小夫人金钱赠年少》,《张生彩鸾灯传》改为《张舜美灯宵得丽女》等。还有一些作品的内容本来与男女之情或色情没有多大的关系,可是作者在标题时也拟了一个与男女之情相关或引起色情联想的名目。如《张古老种瓜娶文女》本是一篇宣扬道教长生的小说,却取了这样一“煽情”的题目;《花灯轿莲女成佛记》是一篇写俗众信佛的作品,也取了与情有关的名目。《金瓶梅》这样拟定回目,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用意,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被改造的或拟定的小说题名都是在明代末年实行的,而《金瓶梅》则是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的作品,这样,在时间上,《金瓶梅》的回目设置无疑是开了这方面的先河。
3.重复与色情有关的情节场面
《金瓶梅》张扬色情的倾向还表现在作者重复使用一些带有共同思想倾向的“类似”情节。在明代的长篇通俗小说中,小说作者重复使用一些带有共同思想倾向的“类似”情节的做法比较普遍。这在《水游传》中已经露出端倪: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作者有意将一些带有尚侠、尚义思想倾向和张扬好汉精神的情节场面重复使用。如人们闻听宋江之名而下拜的场面;表现李逵与三阮对招安的反感态度的情节;体现武松的神力的场面;宋江对于招安事情的热衷,以及三打祝家庄、三败高俅、两赢童贯、梁山好汉排列座次等。这些被重复使用的大同小异的情节,大都蕴涵着作者的肯定“力”、“义”、“忠”等特定的思想倾向。这种做法到了《西游记》,有更突出的表现。如表现唐僧的仁慈善良和表现他懦弱胆小的情节场面,还有将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情节;关于猪八戒贪吃、偷懒的情节;关于孙悟空好斗、顽强不屈的情节,以及最典型的唐僧四众所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西游记》这样多次重复情节场面的用意在于表达作者对于佛教的复杂态度。
《金瓶梅》产生时间大致与《西游记》同时,再加上该书所描写的是琐碎的家庭生活故事,因而在重复使用一些带有共同思想倾向的情节之做法上更为突出,甚至是形成了特定的模式,而它的张扬色情的倾向也有很大的部分是通过这一做法实现的。读这本书,我们会很明确意识到,与色情有较多联系的情节或场面是经常被反复呈现的,也就是作品常常叙述几乎是同一的人物动作和与性有关的生活片段。主要包括一系列偷情闹事、家庭争吵,或者是请客吃饭,以及游玩耍笑、性活动场面等。对于这种在作品中周期性地反复出现的情节,美国学者蒲安迪曾有论及之:“虽然,这种情景的反复描绘是小说形式体现日常生活显示的基本特征,因为一般的叙事文学莫不如此,因为从生活本身的角度说,这一表现方式固然由于死水一潭似的生活环境把人物的活动局限在日常琐事上,尤其是妇女,她们置身于深宅大院内,与世隔绝,更是如此。”这里蒲氏是把作者这种不断重复与色情有关的情节或场面的做法之原因归结到素材和生活本身的决定作用,但在我们看来,作者有意识地安排这些与色情和性活动有关的场面作似是而非的重复性描述,更主要的动机还在于其张扬色情的意向。因为,在这些被重复的场面里更多的是作者所津津乐道的西门氏与各个女人调笑或性交的场面,而这样的做法更容易把这部本来是描写家庭生活的世情小说处理得(或包装得)更接近色情小说,从而也更能迎合读者的某些特殊兴趣。
4.细节描述与反讽所体现的张扬色情倾向
《金瓶梅》张扬色情的倾向还表现在小说的细节处理以及“反讽”修辞方式的运用方面。就前者说:本书为建立起一个与张扬色情密切相关的网络,从而将他的角色编织进各种联合造型里,作者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几种特殊的细节上。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关于女性的性特征,这些细节包括女性的体态打扮。如第二回写西门庆眼中的潘金蓬,身形体态都细节化了,而且在描写的过程中,作者还尽量将与性有关的特征进行了夸张。如第四回作者细致地描写了男女生殖器,有时还关注到皮肤的黑白,而女性的三寸小脚也多被予以细节化的描绘。这样做的目的尽管有多方面的用意,但作者有意地张扬色情却应该是其中更为突出的。
此外,这部书还通过使用“反讽”的修辞方式以表现其张扬色情的倾向。广义的“反讽”是指各种可能存在的口是心非现象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学引喻、典故、对话语句,甚至描述情景等文字表里之间的每一点脱节与差异。也有人把它理解成“讽喻”,如有人认为《金瓶梅》对西门庆的描绘是含蓄地对万历皇帝讽刺,又有人认为该书是批判工具;张竹坡则把它视为太史公传统笔法的“曲笔”、“隐笔”、“史笔”。我们此处所说的“反讽”更主要的是指一种暗喻或双关意义,还包括双关语和文字游戏。比如在《金瓶梅》中,许多角色的姓名设置,尤其是其中女角的名字是带有明确的色情联想意思。这或者也是该书张扬色情的又一种表现。如“金莲”,这是古代最能引发男人性欲的女性身体部分,在中国古代,它激发情欲的力量甚至比今天女性的臀部、乳房更甚;“玉楼”也是一个让人生发色情想象的名字,在中国古代“玉楼”往往是妓女云集的地方,即妓院的通称;“娇儿”则更多地是展现女性体态和媚态的常用词;“瓶儿”与女性相联系,最容易让人想到的是女性的生殖器。这里我们以玉楼为例作一说明。玉楼在古代是妓院的通称,宋代灵隐寺和尚了然迷上妓女秀奴,后因嫉妒,将秀奴打死。苏轼在判断此案时就用了这个词:“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因此,《金瓶梅》很明显地是使用了“反讽”的修辞方式,并由此使人联想到性的蕴意。这里的修辞是指作者如何运用一整套技巧来限定调节他与读者以及小说意境的关系,主要指语言的节制运用;反讽修辞的运用,往往是作者用以引逗读者去追求那些隐藏在似是而非的表面下的真实含义,即由结构的分析转入含义解释,也就是阐述它的思想内涵。我们说该书有张扬色情的倾向,或者可以从修辞方法的使用上见出一斑。
有必要进行说明的是,《金瓶梅》这部书在其故事情节的最后部分,写了西门庆的死和其家道的彻底衰败。这显然是迎合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一般意图,即让纵欲贪淫的主人公有一个报应祸身的结局。结合《金瓶梅》的全书描写和作者在描写中的侧重,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这样的结局设置无非是作者在色情和色欲描写的基础上所作的“劝百讽一”式的劝戒。就作品本身而言,西门庆的死并非作者张扬色情描写的结束,因为小说在西门庆死后的情节延展中又接着写了一连串的渔色纵淫的情节,直到与色情有关的主要角色都走过纵欲亡身的全过程。
《金瓶梅》何以表现出如此张扬色情的倾向?这固然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里我们择要说明其主要成因。
二、《金瓶梅》张扬色情倾向的社会成因
从社会历史背景的角度看,《金瓶梅》的张扬色情之倾向首先与明代中期社会风气的转变关系密切。即与其时社会经济之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商业社会思潮和此一思潮下人们的生活观念变化有关。
明王朝经百余年休养生息,至弘治末年,已呈治平气象,对此谷应泰有所描述:
孝宗之世,明有天下百余年矣。海内宴安,户口繁多,兵革休息,盗贼不作,可谓和乐者乎!(《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二)
这种自然经济的高度发展和政治的相对稳定,为打破自然经济的封闭状态准备了条件。所以到正德中期,明代社会的生产方式便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何良俊叙述过这一变化: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矣。(《四友斋丛说摘抄》卷四)
何良俊此处所言数字或有夸大,但“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较以前急骤增加却是事实。这一情况,我们从北京城的门税数额变化上即可窥其一斑:京城九门之税,弘治初岁入钞六十六万余贯,钱二百八十八万余文,至末年,数大减。自正德七年(1512)以后,钞增四倍,钱增三十万。(《明史》卷八十一)
商业税额的增加,意味着从商人数的增加和商业活动的频繁。这和《明史·食货志》所言的“民多逐末,田卒芋莱”(卷七十七·志第五十三)的情况也相符。大量农民从事工商业,使得明中期后半叶的城市手工业和农村手工业有了迅速发展,也带来了商业贸易的繁荣。这一社会经济变化,将人们裹挟进商品经济大潮中,人们不再耻于好货重利而竞为逐末之民。《济宁府志》记万历时当地人的从商情况云:“济(宁)当河漕要害之冲,江淮百货走集,多贾贩,民竞刀锥,趋末者众。”(康熙《济宁府志》卷二)山西也有类似情况。王士性说;“平阳、泽潞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广志绎》卷三)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作用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它不只是对于重财逐利的看重,同时也有对人格价值的新确认。人们更多地不是用社会地位和血统来对待、评定人,而倾向于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其时戏曲作家朱载育以其作品唱出了金钱在那时的万能:世界人睁眼观看,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他诸般趁意,没了他寸步也难。拐子有钱走歪步合款;哑巴有钱打手势好看。如今人敬的是钱,蒯文通无钱也说不过潼关。实言,人为铜钱游遍世间;实言,求人一钱,跟后擦前。
这样的金钱意识,如果不是在商业经济相当发达的社会,是很难想象的。
商业经济的繁荣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导致了明代中期社会风气的变化。
有明一代社会风气转变始于正、嘉间,其主要特点是打破传统、人欲泛滥、世情浇离。如徽州府的岩镇:三四十年来,人情丕变,万象一新,敝化奢丽,百倍于前,取快一时,遑恤我后,盖缘一二狂狡,创为奇异,而富者欲过,贫者思及,遂至外强而中干,奢侈之念一萌,不得不重财而轻义,不能不徇欲而忘亲,是以近日所相矜者,礼义不如文章,文章不如爵位,爵位不如金钱。是以里井之人,蚊钻蝇附,以得窥金穴为荣。甚至士大夫亦或以苞苴之重轻为疏戚,遂受其牵制而唯诺无辞。(《岩镇志草·贞集·迂谈》)
范濂在《云间据目抄》中,也颇为感慨地谈到其故乡风气之变:兼以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端。牧竖村翁,竞为硕鼠;田姑野媪,悉恋妖狐。伦教荡然,纲常已矣。(卷二·记风俗)
既往自然经济的平静,为“锱铢共竞,互相凌夺”的商品经济所打破。社会变得动荡不安,传统的仁义道德也不复存在,世情充满了“诈伪”和“讦争”。
显然,商品经济的兴起,社会风气的变化,尤其是传统道德的被破坏,为《金瓶梅》张扬色情的描写提供了背景。至少西门庆以商人而活跃、凭借金钱而渔色纵淫都是这一时代的产物。
三、反传统、尚人欲社会思潮的影响
经济的变革在导致社会风气变化之同时,也引发了文化、哲学的变化,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尤其是该派后起之秀何心隐、李贽、颜山农及其响应者,面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现状和思想观念,适应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需要,重新解释,甚至大胆修正传统观念,从而形成了反抗传统、肯定人欲的社会思潮。
对此黄宗羲有阐述: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得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
《明史》所云:“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得几人矣。”(《儒林传》)亦有描述这一思潮的成分。
他们的“掀翻天地”倡述“异说”,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反抗传统,即对传统观念展开批判。这在李贽的思想中有突出表现。潘士藻《爝然堂日录》记:“初谒卓吾,质所见,一切扫之。他日友人发四勿之旨,卓吾日:‘只此便是非礼之言。’当时心殊不服,后乃知学者非用倒藏法,尽将宿闻宿见、平生深闭牢据者,痛加割剥,不留一些在骨髓里作梗,殆未可与语。”(引自《明儒学案》卷三十五)此处所记的作者对李贽治学方法的体认,侧面表述了李贽的治学观:只有将心中既有的传统观念“痛加割剥,不留一些在骨髓里作梗”,才可谈到为学,其反传统的精神风貌,可见一斑。对于儒家经典,李贽亦持批评态度:
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祟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蒙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蒙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其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同上书,卷三,《童心说》)
这实在是石破天惊的言论。在一个以圣人之言为万事准则,以圣人经典为行为规范的社会里,敢于出如此之大不敬的言论,没有强烈的反传统精神,是不可能做到的。
再是肯定人欲。这是与反抗传统密切相关的思想。道学家常常否定人的正常感情欲望。李贽则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学者只宜于伦物上识真性,不当于伦物上辩伦物。”(同上书,卷一《答邓石阳》)颜山农也从传统儒家经典中寻找肯定人欲的根据:
孔、孟之言无欲,非濂溪之言无欲也。欲惟寡则心存,而心不能无欲也。欲鱼、欲熊掌,欲也;舍鱼取熊掌,欲之寡也。欲生、欲义,欲也.舍生而取义,欲之寡也。欲仁非欲乎?得仁而不贪,非寡欲乎?从心所欲,非欲乎?欲不逾矩,非寡欲乎?(《明儒学案》卷三十五)
这是说孔子、孟子也并非如朱子所言的“无欲”,或者灭绝了人欲。他们的“人欲”与平凡百姓的“人欲”仅是“欲之寡也”的量之区别,性质却相同。
人欲内涵甚广,饮食男女是其大者,他如百姓日用、商人逐利也在其中,对此,李贽云:且商贾亦何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焚书》卷二,答书,《又与焦弱侯》)
在儒家的传统思想里,商在被轻之列,利在不言之位,李贽从人欲的基本立场出发肯定逐利的正当。他还在与邓明府讨论“察迩言”之问题时,肯定过人欲的其它方面: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同上书,卷一《答邓明府》)
这种对人欲的全面肯定,除晋人之外,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联系《金瓶梅》的内容,尤其是其中张扬色情的倾向,可以看出它是与上述两方面思想精神的社会思潮有特定联系的,至少,这一思潮在意识氛围方面是支持了《金瓶梅》的这一倾向。
四、士人放纵情欲的生活风貌
因为传统被批判、被否定,约束人们身心的礼法和封建道德理念诸枷锁便得以松动或打开;因为人欲被肯定,被崇尚,压抑在底层的欲望得到解放。因此社会上便出现了人欲横流现象。这一点具体反映在当时士人生活风貌上,则主要表现为无所顾忌地言情谈性,委身青娥之癖、平康之路或纵酒挟妓,还有对房中术的热衷。成书于此期的《悦容编》卷首即对这种风貌有生动描述:情之一字,可以生而死,可以死而生。故凡忠臣孝子、义士节妇,莫非大有情人。顾丈夫不遇知己,满腔真情,欲付之名节事功而无所用,不得不钟情于尤物,以寄其牢骚愤懑之怀。至妇人女子,一段不可磨灭之真,亦惟害之以色事人一道。昔云士为知己死,女为悦己容。每感斯言。大抵女子好丑无定容,惟人取悦。悦之至而容亦至。众人亦收国事之享。虽然,悦容者寄也,编悦容者寄所寄也……用以公之好事,为闺中清玩之秘书,以见人生乐事,不必讳言帷房。庶女子有情,不致埋没云尔。(《笔记小说大观》第5编第5册。页2771)
此中鼓吹情欲之旨甚明,而《悦容编》里面所写的内容就更具体了。如《随缘》讲男子情欲场中,不必专挑丽容,而要随缘即就,随缘就会遇到丽容。《寻真》一节又谈到解决痴心、负心的问题,倡主一种放荡的不负责的男女情爱:“暂时笼鸟瓶花,点缀光景,到头来各奔前程,大家不致担误,”也就是随情所至作乐寻欢。
无所顾忌地谈情道性,并不止于上述的著书立说,更多的是在士人的日常生活中:
祝枝山同沈石田出行。见尼姑收稻自挑。祝云:“尼姑田里挑禾上[和尚]。”沈云:“美女堂前抱绣裁[秀才]”(褚人获《坚匏四集》卷四)信口而谈,颇为自得。再如:唐子畏题半截美人图诗云:“天姿袅娜十分娇,可惜风流半截腰。却恨画工无见识,动人情处不曾描。谁家妙笔写风流,写到风流意便休。想是当年相见外,杏花村里短墙头。”(《坚瓠六集》卷二)
明正德中期以降,社会上放纵情欲的现象相当普遍。举国上下,溺于人欲的洪波之中。梅鼎祚(禹金)在其《青泥莲花记序》(作于1600年)中描述道:逮胜国,上焉具瞻赫赫,时褫带而绝缨;下焉胥溺滔滔,恒濡足而湎首。旷古皆然,于今烈尔。(《笔记小说大观》第14篇第4册,页1947)
士人的放纵情欲,即为此中一方面,其表现形态甚多。《枣林杂俎·义集》记:
吴县张献翼(幼于),太学生,能诗,好游仕路,狎声妓,慕古嵇阮之习,与友人张孝资,或紫衣伎会,或跣乞市中,或歌或哭。(江苏广陵刻《笔记小说大观》第32册,页107)
《万历野获编》载:隆庆中,云间何元朗觅得南院王赛玉红鞋,每出以觞客,坐中多因之酩酊。王弇州至作长歌以纪之。(卷二十三“妓女”)
何元朗历官翰林院孔目,觅妓女之鞋,而“每出以觞客”,已颇为不检,至于“坐中因之酩酊”和作为刑部尚书的王世贞“作长歌以纪之”,则说明这种放荡行为在当时被普遍认可的情形。
士人的放纵情欲,除诗酒流连,挟妓浪游,广蓄声妓、渔色宣淫外,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对房中术的热衷。
有明一代房中术之流行,以正德中至万历前期为最盛。明英宗时(即大顺年间)“锦衣百户殳崇高以进淫药诛”(《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佞幸),到成化以后渐兴,沈德符说,李孜省、继晓和正德时的于永,“皆以房中术骤贵,总之皆方技杂流也,至士人则都御史李实,给事中张善,俱纪于宪宗实录中。”(同上)而嘉靖二十九年,陶仲文即以进房中术封为恭诚伯。(参见《明史》卷十八·世宗二)沈德符也曾在《万历野获编》中详叙过陶仲文因进房中术而得宠之始末。
士人热衷房中术也于斯时为甚。沈德符对此也有描述:时大司马谭二华(纶)受其术于仲文,时尚为庶僚,行之而验,又以授张江陵相。驯致通显以至今官。谭行之二十年,一夕御妓女而败,自揣不起,遗嘱江陵慎之。张临吊痛哭……张用谭术不已,后日以枯瘠,亦不及下寿而殁。盖陶术之前后授受三十年间,一时圣君哲相,堕其彀中。(同上)
从上层士人兴起的热衷房中术风气,很自然地蔓延至一般士人中。顾起元记录过此方面事例:无锡黄鸿胪仁卿。家于金陵,年九十犹健饮瞰,对客拜起如壮年,御女无虚夕,至九十六而终。人问其致寿之道,弗答。第闻其烹炼秋石,名曰龙虎霞雪丹,日服五分而已。公为顾尚书汝学(按:当为可学)之姻,疑传其术者也。幼医许北林,年八十余矣,上楼蹑展如飞,侍妾数人。余尝问:“闻翁有素女之术,然乎?”答曰:“无之,第数日不一泄,则目昏耳鸣。”或曰:“渠自有它术,秘不肯言。”(《客座赘语》卷七。中华书局1987年版,页222)
尽管他们本人对使用房中术讳莫如深,但事实上,他们那种年龄人的如此纵欲,倘不借助房中术,是很难想象的。因此顾起元推测二人采用房中术是不无道理的。从这些情况中,颇可窥见明中期在热衷房中术方面,“天下士大夫靡然从风”(《明史》卷三○七,“佞幸”)之一斑。
由上面粗略的描述可以看出,对生活于其时的士人而言,社会方面的礼法束缚己荡然无存,“存天理,灭人欲”所造成的道德约束亦且殆尽。将此与《金瓶梅》创作相联系,即可看到现实生活中的放纵情欲、图色寻欢、及时行乐之特点与《金瓶梅》张扬色情的倾向是有着很大的一致。
结语
结合《金瓶梅》张扬色情倾向所产生的主要原因,可以看出该书的这一倾向尽管有很大的负面作用,但这部作品毕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实况,并且仅就色情描写本身看,也有其特定的文化意义。这大体可以归纳为两点。
《金瓶梅》张扬色情的倾向描写中体现出情为性先的意向,并在这意向式的表达和形成过程中,通过对性文化内容的描写,一定程度地体现出性过程中的男女平等的倾向,而这一点正是性文化精神层面中值得肯定的内容。从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看,当人的性物质方面已经实现了性文化的内容以后,在制度和精神方面却是相当落后的,其中主要表现就是社会制度所造成的严重的男女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又突出地表现在对于女性的性幸福、性快感、性要求的剥夺上。其时妇女的性生活愿望是被忽略和泯灭的,感情也处于一个完全被动的地位。可是《金瓶梅》的性描写却对此有一定的打破。《金瓶梅》的色情张扬描写突破了传统的女性在性活动中的被动,而体现出性生活上的男女平等,以及情在性先的模式。“王婆十计”“李瓶儿骂蒋竹山”“潘金莲调叔”是代表性情节。或者正是因为《金瓶梅》的开先河,我们在明代后期的通俗小说里就可随时见到这种情为性先的小说情节模式。《欢喜冤家》、《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是典型例子。
二、张扬女性性欲方面的主动性,体现出一定的对人,尤其是对女人肯定的成分。《金瓶梅》之前的小说,在其写与性有关的情节里,女性大多是被当作男人的附属或泄欲品而出现。这种文学表现甚至伸展到婚姻描写里。我们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里可以看到这方面迹象。在那些作品里,我们看不到女性在婚姻中的主动性,《三国演义》里的貂婵、孙权的妹妹、曹丕所纳甄氏、吕布的女儿等无不如此。由此可以想象,女性在性生活方面也一定是在男人随心所欲的摆布之下。《水浒传》中出现的几个比较主动表现出性欲要求的女性:潘金莲、潘巧云、刘太公的女儿、阎婆惜很快就作了刀下鬼是很好的证明。《金瓶梅》里的女性一反这种逆来顺受,尤其是在性欲上体现出了积极主动性。潘金莲雪夜弹琵琶、孟玉楼自主婚姻,李瓶儿频频约会西门庆似是这方面的代表。尽管这些情欲表现不一定合乎道德伦理,但从人性的角度看,却有着对人尤其是对女人作为人肯定的成分。
关于有没有很色的小说，《金瓶梅》张扬色情的倾向及其主要成因的介绍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