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继亲开了苞小雪短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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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山日报

栏目:文棚

天灰朦朦的,雨欲下不下,云层聚集密谋一场不可告人的阴谋。

此时车窗外,公路旁的树叶已黄,一棵棵的快速往后移动。

这条公路的尽头,我要去见一个人,一个在我世界里被告知死了多年的亲身父亲。

有些老人说我长得像我死去的父亲,瘦弱的母亲就非常不满意的打岔,怎么会呢,我儿子怎么会长得像那个抛下我们娘三的没良心的人,如今我想努力回忆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是怎样一种心境,依然让人琢磨不透。

母亲对我和弟弟说,我们的父亲在我们小时候就死了,说当年去外地病死的,她连最后一面都没见面着,被人带回来一盒骨灰。

那时候我才三岁,弟弟还在吃奶,所以我当然什么都不记得。家里有一张父亲的照片,是一张全家福,如今和其他的一些照片装在一个大玻璃框里,朝下斜挂在家里的土墙边,父亲脸微长,面神安宁,双眼有些忧郁,把两岁多的我抱在腿上,而弟弟在妈妈的怀里,还是一个小婴儿。

那时的母亲很年轻,眼睛大而有神,脸上还有些初为人母的生涩和幸福。父亲应该是在拍这张照片过后一年多“去世”的,我想,而且我发现如今的自己和父亲长得更像。

在没有父亲的日子里,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生活总是艰辛的,后来经人介绍,母亲带着我们嫁给了山下的一个跛脚的汉人,那时也快是我该上学的年纪了。

因为搬到了山下,我有机会去在镇里上小学,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我受教育的起点比人家高了一些,学习的条件比以前山里的小伙伴好了很多。

对于继父,我的记忆就多了,而且鼻尖总会不由自主的飘移出猪屎猪饲料和猪膻味,因为他有个不大不小的养猪场。

起初几年,那不爱说话的男人对我娘三还好,毕竟是养猪的,也不缺肉吃,我在放学后会跟着继父和母亲在猪场帮忙。在我那几年的记忆里,母亲总是在忙碌,像一个永不停下的机器,她在继父和我们当中周旋,力图做到最好,她打扫猪舍,照顾周遭的地,还有家里的大小事情,她甚至学会了猪出栏的时候拖猪,赶猪。

猪场里还有两三只配种的公猪,如果有人赶猪来配种,继父不在的时候,她也得硬着头皮去拉公猪。

而这些公猪往往个头彪悍,獠牙比普通的猪还长,有次一只公猪赶不回圈到处乱蹿,把瘦小的母亲顶翻了天重重的摔在地里,腰直不起来,后来也没去医院,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星期,直到现在母亲的腰还有旧疾,变天的时候就动弹不得。

继父一直想要个孩子,可过了三四年,还是没有动静,最后无望的发现是自己的问题,他跟任何一个女人都不可能生出孩子。

而这种公开不了的秘密又传得很快,在小镇里不胫而走,本来跛脚的他就有些自卑,后来觉得连头都抬不起来。

那些小地方的人说他连自己养的公猪都不如。

这种事情也波及到了我,笑话我继亲是养猪的,笑话我一身都有猪屎的味道,我就学着母亲教我的话反驳那些孩子,你嫌猪脏,那你们就别吃猪肉呀。

再后来,懒得理他们,如果有人想打架,我就会奋起干一架,母亲说过如果有人欺负我和弟弟,就打回去,自己不吃亏就行。

可是无论在外面多想装坚强,回到家里,我娘三就没了底气。

继父因为这些事情后来脾气越变越坏,时常在外面受了嘲笑就往家里撒气,挑剔母亲做事情没有以前那么卖力了,说自己一天辛辛苦苦养猪挣些钱,就养了三张闲嘴。

他开始喝酒,撒酒疯打人,虽然跛着脚,但母亲身板瘦小力不如他,继父扯她的头发,骂她带着两个拖油瓶,稍不顺心手里有什么就甩过去,有次正在吃饭,把一钵刚端上来的酸菜汤泼在她的身上,后来脖子那被烫出了泡,留下了疤痕。

母亲有时会反抗,但越反抗越被继父打得越厉害,继父发疯的时候,母亲就让我赶紧带着弟弟离开,躲在屋子里不要出来.......

我和弟弟不止一次缩在墙角瑟瑟发抖,看着母亲和那继父撕扯在一起。终于有一次我冲出去一头撞向挥拳打向母亲的继父,继父本来重心不稳撞了个趔趄,起身后怒不可遏,嘴里骂着反了反了,你个喂不家的狼心狗肺的东西,顺手抄了根火钳就往我身上雨点样打过来,母亲看到赶紧护过来,低头抱着我,那农村里用的粗大的铁火钳就一次次的打在母亲身上,一声声的闷响.......

母亲收拾了些简单的东西,她带着我和弟弟坐着拖拉机离开了继父和那个猪场,而那一天飘着小雪,我们回到农村的旧房子,一个破败不堪的土夯房,那是我们和父亲曾生活过的地方,屋后有一些地,前面有个院子。

我和弟弟非常喜欢雪,我们也很喜欢被雪覆盖的郊外的原野。

那是我们记忆中最美好的一天,我们在院子前后疯跑了一阵,抓了几把雪放在嘴里,咬雪的声音居然咯吱咯吱响,体验着从舌尖蔓延到口腔冰冷甘甜的味道。

先是火塘里的火升起来了,然后烟雾开始弥漫在昏暗的房子里,火苗忽明忽暗的照亮周遭布满灰尘的地面和简陋陈旧的几件家什,炊烟从久违的瓦缝里迫不及待的钻出去,母亲往火边扔进去了几颗红薯,瘦弱的身体开始忙碌打扫起来,归置起家里的东西,一切又得重头开始。

后来我知道,父亲唯一的姐姐,我的姑姑,一直帮我们保留着这块老地方,这也是他留给我们不多的财产,一个老房子和屋后的几亩地。

母亲知道将要面临什么样的闲言碎语,但她还是回来了。

就像村里的人说我的父亲客死他乡的传言是假的,因为没人看到过我父亲的骨灰,只是听说埋在村后山上白杨林里,甚至没有一场体面的葬礼。

也有人说那父亲可能跟着别的女人跑了,只是把我娘三蒙在鼓里。

那风言风语像冬日晨起和落日时山梁子上的冷空气来来去去。而现在母亲又带着我们回来,还被继父抛弃了,有的人觉得可怜,有的人开始在墙角和躲在屋子里各自揣测和嚼舌根。

不久,一场大雪还没有化尽的时候,有点昏黄的太阳挂在天空,院子前的雪化进了土里,成了一片泥地还打滑,继父带了一些猪肉小心翼翼的晃进院子,他来肯求母亲回去,他说都是自己的错,猪场里没有她不行的,他不该打人,当时是喝醉了酒。

继父来的那天,村里有些人在背后伸长了脖子想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母亲说她打死也不回猪场了,那个懦弱的男人自己悻悻的回去,一跛一拐的身影从村口渐渐的消失,村里的人多少有些失望,也不知道自己在期待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可以供他们消遣。

我与弟弟去村小上学,简陋的教室,一个班只有几个孩子,他们懵懵懂懂的眨巴着眼睛好奇的打量,两位老师也非常和善,没多久我们就和其他的孩子们打成一片,没有人会像以前的小学那样嘲笑我们,在这里,我们更加的放松和自在。

所以,我们喜欢这里,放学后的山野也是极好的去处。

母亲忙着地里的活,忽视村里的女人对她说的各种闲话,反而热情大方的跟大家打招呼,笑着跟别人开玩笑,反正她一个寡妇带着两孩子,谁要是让她没有退路,她就去谁家养我们娘三。

村里熟悉母亲的人都说她变了,变得比以前厉害了,嘴巴不饶人,骨子里也比以前硬挺了。

住在邻村的姑姑有时会来看我们,常带来一些补给,其实她自己也不宽裕,以前在猪场的时候也见过几次,每次过来就会跟母亲嘀嘀咕咕的小声说话,有时说着说着两个人还要抹些眼泪。

姑姑对母亲说,你要再嫁人也是可以的,我们家毕竟亏欠着你。

母亲抬头笑着说,我再也不嫁了,我带好两个孩子就可以了。

她在山下生活的几年,学到了很多的技能,比如没钱给我们买衣服,就买些便宜的布料回来,给我们缝缝补补的做新衣裳。后来除了干农活,闲下来的时候就帮山下卖服装的老板做衣服,每天在灯下缝衣,用手工活换一些生活费。

此时的我已经是个小少年了,和我小二岁的弟弟乖巧懂事,比同龄的孩子们表现出更多的担当,我们在地里忙活,常常背一捆捆横着的玉米杆子回家,还有天光的时候,我俩在门前的一个木板上写作业。

后来,我考上了县里的中学,我得去县城里上学了,只留下母亲和弟弟在村子里。

我不去,我说我留下来帮母亲,把上学的机会留给弟弟。

母亲那天把一张发黄的全家福拿了出来,原来她一直把照片带在身边,却从未给我们看过。她说你们看看,这是你们的父亲,一个没啥文化的人,却想要出去挣更多的钱,这一出去就没能回来,你们两个,要么好好的学个名堂以后在外面找个工作,要么你在这里耗一辈子也行,明天就去地里给玉米除草。

我说我们现在家里没钱,母亲说,这不用你管。

后来母亲去赶集的时候拿回来更多的衣物,只要有一点时间她就缝衣服,有时在昏暗的灯下熬到很晚,我开学的时候,她也送回去那些做好的衣服,然后带我去了中学,帮我收拾床铺,我说自己来,母亲依然利索的埋头整理,走的时候留给了我一沓子钱。

后来我知道那些钱除了她做衣服的手工费,卖了些玉米,还给服装老板提前借了些钱。

时间一年年的过去,后来弟弟也考到了县城里,母亲东拼西凑借了些钱,在县城的一个小巷子里租了一间小铺子,开始自己服装,地里的活和老房子姑妈托人照看着。

没读过书她一个人去长沙和株洲背回很多的彩线和布料,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一个农村妇女是怎么在偌大的城市里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隔壁店子的阿姨说有次在株洲火车站碰到母亲抱着一大堆的东西在候车室睡觉,为了省钱,她一般快去快回,都没有挂过旅店。

那个小铺子挂满了已经做好斑斓的衣物,像一层层的波浪,在我们窘迫的生活里充满了一种美感,下面摆着一个缝纫机,一张裁剪布料用的旧木板搭的桌子,显得更加的拥挤,里面隔出一个小间当厨房也堆满了原材料,上面有个阁楼,我与弟弟回来的时候就睡在上面,而母亲踩缝纫机的声音在无数个夜里伴着我们入睡,我很心疼母亲,但听着那声音总让我睡得很香,一种难以言喻的安稳。

铺子出了名是在今年高考后,一个十九岁的忧郁的男孩子,考上了厦门大学,我的名字用金色写在红榜上面张帖在校门口,学校的老师和几位领导来到小铺子前来看望我们一家人,把那围得水泄不通,还拍照上了当地的新闻。

街头巷尾都传着一个寡妇如何艰辛养孩子考上名牌大学的故事。

只有我你一家淡定的继续生活,母亲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从来没曾停过。

眼看大学快要开学了,有天弟弟跟同学去打球,只有阿尼在店里帮忙,也没有客人,母亲让阿尼去阁楼上取下来一个小木盒子。

母亲说,孩子你也长大了,有件事情该是到了告诉你的时候。

我不知道她要说什么,看着母亲日渐浑浊的眼睛静静的听着,我感觉内心有种不安的加快速度的跳动。

母亲从木盒里取出一张纸,递给我,平静的说,你父亲没死,都是妈妈瞒着你们的,现在你也长大了,毕竟是你的父亲,你去看看他吧。但是,一定不要告诉你的弟弟,直到两年后他考上了学校。

我展开纸条,上面有一排地址:云南省某某地某某监狱。

于是,现在我来了,我马上就要见到那个在心里死了很久的人,越是接近心里越是复杂。

母亲说,父亲原来也算是安心对待母亲和两个孩子的踏实的人,后来听别人说去外面打工好挣钱就跟着一起离开了小山村,刚开始时还给家里人捎些钱来,后来就杳无音讯了,再过了一段时间,姑妈收到了一封从监狱里寄来的信,他因为贩毒被判了无期,听说现在又减到了二十多年。

在此时此刻,我竟无端的想起继父打向母亲的拳头,那些在田间地头和小铺子里忙碌的母亲,在昏暗的灯下埋头缝补衣服的母亲,我不知道要怎样去面对一个已经死去的叫做父亲的人。

坐在监狱接待室里,门开了,一个瘦削的男人扶着门框迟疑的辨认我,然后慢慢地,慢慢地蹒跚的向我走来,那张脸我很熟悉,就是照片上那个男人老去的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两行泪不争气的流下来,我确定不是为这个死而复活的父亲,还是因为一直活着的母亲。

作者简介:李尧隆,湖南临湘人,现居四川西昌,至今在《小说选刊》《散文选刊》《当代文学》《今古传奇》《金山》《精短小说》《岳阳文学》《宁夏日报》《中山日报》《浙江工人报》《湖南工人报》《江苏经济报》《华西都市报》等海内外多家报刊发表作品近三百篇(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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