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178小说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刘灵中短篇小说选集连载（178），因此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178小说的一些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象王岭（1）
当高速公路第一次实行国庆长假免费，也就是说，小排量汽车免交过路费的时候，杨安娟提前一天（或者是两天，事过境迁她记不清了具体日期）离开农场坐班车去贵阳。她想去见钟长治一面，最近以来，两人经常电话交流，更多是使用微信。但在出发之前她并没有通知他。
就想给对方一个惊喜。或者本身并不是这样想的，杨安娟也许是想碰碰运气。她觉得自己运气比较差，可能缺乏自信。他俩称不上朋友，更不属于情人关系。确实是发生过身体接触。性需要，也就是这层意思。
交往并不算复杂。
两个人都是在农场一起长大的。当年她二十三岁了，然而钟长治才十六岁。依理说起来，他俩甚至还多少有点陌生。上次大概是两个月前，他们在松山劳改农场的一条山道上重逢，是农场搬迁。分别了十多年之后，这次（第二次）发生关系又另当别论了。他们发觉自己都已经老了。
她是前去做客。也就是她弟弟的儿子杨林考上“西政”，杨安娟去吃状元酒。她原本不想去的，老二打了两次电话来。考虑让弟媳亲自打电话也不太现实。杨安娟觉得，老人如今都去世了，跟弟弟一家人是应该找个机会和解。坐上早班车去了。中途，还换乘了一次短途火车。但她在火车上只坐了三十分钟，是杨安娟活到这岁数头次乘坐火车。
有种新鲜感，她想，但说不上刺激。提前打算好的，杨安娟向别人打听过，为了能够坐上火车她还故意在那个小火车站破败的候车室等了一个小时零十分钟。候车室侧面粉墙上有一幅巨大拙劣的山水画，遥远的、但缺少层次的连绵起伏群山。枫叶红了。她好像是在故意拖延时间，就是想晚点到目的地。
绿皮火车却正点进站了。
杨安娟遇到小治（她一直这样叫他，冒充老大姐）。他俩并没有回避许多年前在农场时发生过的一些事情。两个人随即都咯咯咯笑了。钟长治大声地告诉杨安娟，自己中专毕业以后现在是在铁路部门工作。在跑车。
“噢，”她假装显得吃惊，“我这次来，破天荒，也坐了半个钟头的火车。”
“你还在农场上住？”他问。“你其实不必换乘火车的，有班车直接可以到场部。”
意思是指新“劳改”单位。
“是的！”杨安娟又问他，“你离开了——那个农场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真的，出生和长大的地方，你一次都不想它？”
“烦了。从来不想回去。”
“现在你孩子几岁了？”
“我单身。没有孩子。”
“噢，就是说到现在都没结婚，那在等什么？”杨安娟很后悔这样问，显得另有所图一样，等同于是自己送上门去。“你毕业后在铁路上工作的事，我知道。”她说。
“你呢？”钟长治问。
事实上钟长治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前妻死了。她烟抽得历害，肺癌死的。现在钟长治单身，他解释说没再婚是没有遇到合适的。
他俩天黑尽了才分手。这一次的事想起来都有点后怕，还特别搞笑。
好像是，老天爷安排得真是凑巧了。不是指杨安娟这一次来贵阳本身。她所指的是，国家免过路费这项政策。不久前，她在电话里说，但确实并没有讲自己要来贵阳。政府当然也是为了刺激消费，推动内需，那种人模狗样的专家口中的假日经济。大家不断听人说起，经济滑坡，不景气。甚至有人私底下埋怨（公知爱胡说八道）经济的不景气和反腐败运动有关，这难道不是颠倒黑白，是非不明吗。这样听起来倒好像腐烂了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似的。杨安娟开打工仔的资，却操中南海的心，在电话那头气乎乎的。大家都在静观其变，在躲风头，看最后怎么收场。
她在班车上听人家七嘴八舌议论，现如今找人办事情就更困难了。他们不敢贪了嘛。
“什么事情都不干，所以说自然也就没有什么风险。”女人说。
“这是什么话！”一个老干部模样的人说。
杨安娟这次进城不是想托人办事，说的是顺带，他们农场的人都喜欢这样，把好几件事情凑在一起干。办事不会傻到选个长假去，所有机关正是关门闭户的时候。
她就单纯只是想去跟钟长治见上一面？
杨安娟还没想好。她现在病了。
关于高速公路上塞车的事，一溜车排了十几公里，他说那些人无所事事，跑下车来在公路上打羽毛球，捉迷藏，这些相关报道，他是几天以后从电视新闻上才看到了，主持人甚至带炫耀口气。钟长治坐车到花溪找到杨安娟妹妹杨娅的养牛场，与她提起。她突然死了。钟长治看到杨娅好像并不特别伤心。
这是和那个国庆长假有关的记忆。
他上午刚从公安局走了出来。
杨安娟生活的那个农场太闭塞了。好像，从不会听到有任何人敢于胆大妄为讨论时事政治。这种事情跟他们这种身份的人又有多大关系呢？身份，这是个敏感词。她想起早年间听人说的一个故事，记得是姓宁，或者是林，关了二十来年好不容易熬到满刑，到头了。结果收音机收错了台，让人告发他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有联系，然后就枪毙了。
在那个农场，许多年来，这些二等公民养成了习惯，就像皮影戏上的人那样生活，他们原本是时代的弃儿，对许多大事选择闭嘴。
从前是，现在还是，他们从来没办法真正融入新中国。这些人长期噤若寒蝉。
大家还是习惯上继续使用“新中国”这种专属名词。他们的“身份”更加显得滑稽。声音刺耳，但没有丝毫讽刺的意思。他们属于一个在战场上被打败了的阶级。中国归根结底就是中国。历史课老师所指“新中国”便是1949年10月1日共产党人上台执政到改革开放这一个时间段，后来逐步推进彼此谅解。
农场经历了战争的老一辈人差不多死完了。
实际上，从严格意义上说，那地方早都不再是一个劳改农场。她是个作家，所以说心甘情愿留了下来。就像个固执的考古工作者。
（喜欢闻腐尸气味。）
“是应该好好写那些老家伙们！”她说。
尽管四合院还在。大石头砌的高墙被植物、动物、雨水、电闪雷鸣、狂风、霜雪、光线绘制出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图案来。苔藓斑驳。光怪陆离。长满了荒草、带刺灌木。花粉、种子到处吹送。蛇和野兔在里头做了窝。好多监舍都坍塌了。有几次杨安娟沿着一条踩出来的小路偷偷进去看过，好像是，那些人随时都有可能会回来一样。指的是干部们。那种黑洞洞的一个一个门和窗口活像在偷窥她。站在她所处位置是看不到大围墙外面非常遥远那些地方的。甚至墙头、炮楼都爬满了藤蔓，有忍冬藤、野葡萄、葛藤和霸王刺。三合土地面会有那样多的裂缝，杂草从缝隙蛮横生长，使她根本无从想象。其中另外一个大队（钟长治父母呆过），记起来是罗帮山七大队的高墙塌开了一个豁口，同样被灌木、藤本植物和蕨草淹没。那个队的土据说大部分被树林收复失地了。
“随它自生自灭吧！”他说。
反正，她只是想写小说才留下来的。
那时候，老家伙们都还在，并没有被带着走。把他们交给地方政府管理。其实大家是再一次被历史抛弃了。“分明就是时代的弃儿！”怎么总喜欢说些这种话呢？
杨安娟本己不是犯人，那个坐了牢的人其实不是她，是她的父母一辈。她是释放后强制留场就业人员子女。父母又是农场职工。另外一种身份地位的人通通被叫干部，不成文规定，也有多半人直接喊他们政府。
她在农场出生并长大。当然钟长治也是。
那个时候，他们的父母虽然说满刑了，从理论上仍然被认定是我们共和国的敌人，有句老生常谈：“敌人亡我之心不死。”所有人天生就属于“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存在本质上不同。但他们的后代不是，处境尴尬。“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选择”，马房街的孩子并没有选择的自由。她说：“听起来，更像是一句讽刺话！”
钟长治告诉公安人员说，其实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1995年3月）劳改监狱就已经拆了。不是说再也没有那样多人关，社会最不缺少的人种就是“敌人”。钟长治想到了没敢说，本身有些埋怨成份，这种场合说不妥。
上头替干部和他们的子女前途考虑，监狱终于搬迁了，是搬到交通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去，就在松山。当年，农场的大部分年轻人也都跟去了。譬如说杨安娟两个弟弟（一个弟弟不适应新环境后来上吊死了）和她的妹妹杨娅。大家这一生和麻布河农场的联系其实是根本割不断的。杨安娟接二连三冷笑。
在松山农场，天黑尽了。
他们那时也已经是农场职工。她有一个弟弟混得还比较好，高中毕业以后并没有考上大学，和父母（他们那辈人当然是绝对不准走，正常社会也许是找不到任何一个单位愿意接收，上面的政策就是必须要强制留场就业）一样在农场参加了工作，成为职工。老二杨安全比较用功、肯钻营，混成个干事。
三妹杨娅先和一个干部子弟结婚，从而改变了她的身份。她后来又离婚，和人跑到广西去了。那个家伙比杨娅大二十岁，叫程文瑞。他俩如今在贵阳花溪开了家养牛场，养的奶牛还是肉牛不清楚。杨安娟从来不过问，三妹杨娅在电话里也没有说起过。
这才是几年之前的事。
杨安娟最小的弟弟杨安帮人长得帅气，打小乖乖的，眉清目秀，一直在跟他的同学，四大队陈中队长的第四个姑娘谈恋爱。他俩后来没结婚。老幺杨安帮跟一个来探监的年轻婆娘跑了。那个时候只办劳教所，学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那个女的丈夫很瘦，长得不好，其实是主动勾引杨安帮，非得要说丈夫跟他长得像。那个人是惯偷正在劳动教养。
她连三年都没功夫等啊！水性杨花，热情一过后来又把杨安帮抛弃，他回农场上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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