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如果您还对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不太了解，没有关系，今天就由本站为大家分享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的知识，包括霓虹灯下的哨兵的问题都会给大家分析到，还望可以解决大家的问题，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一条中国第一的马路，造就了一支天下闻名的连队，一支天下闻名的连队又成就了共和国第一剧。这条路就是上海南京路，那个天下闻名的连队就是南京路上好八连，那个共和国第一剧就是《霓虹灯下的哨兵》。从一条路到一场戏，《霓虹灯下的哨兵》从南京路走向全国该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其中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俗话说：树有根，水有源。若要说起《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来源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只读过四年书，从写照片说明起家的部队文化工作者吕兴臣同志。那还是1959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时任上海警备区俱乐部主任、团宣传干事吕兴臣选择了当时最为引人注目的上海最为繁华的南京路作为蹲点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后，他常常有意无意地将驻守在南京路上的几个连队比来比去，总觉得八连冒尖。于是，他把自已的想法告诉了上海警备区宣传部新闻干事张哲明：“八连是个很好的连队，但要写报道又觉得他们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随后，他又向张哲明讲起了发生在八连的一些不起眼的好人好事。张哲明听后却并不觉得这些事情“不起眼”，他对吕兴臣说：“你讲的八连这些拾金不昧、勤俭节约方面的小故事反映了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很有价值。部队报纸要是不登，你可以给地方报纸投投稿呀？”“是呀！我怎么没想到呢？”张哲明一席话说得吕兴臣茅塞顿开。他拿着张哲明帮他拟就的一份写作提纲兴冲冲地回到八连又蹲了个把月点，然后根据新了解的一些情况和以前所撰的一个个小故事进行了二次创作，写出了一篇8500字的长篇通讯，并将它直接送到《解放日报》社。事实正如张哲明所料想的那样。《解放日报》总编魏克明看到吕兴臣的稿子后，不禁眼前一亮：想当初，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时，敌人曾预言解放军进入上海这个大染缸，不出3个月，就要红的进来，黑的出去。现在10年下来了，八连在染料最浓的南京路上不但没有被染黑，反而染得更红了，如果把八连事迹宣传出去一定会产生很好的政治影响。魏克明又将稿子反复看了多遍，觉得立足点还不够高，内容也欠厚实，于是就叫来报社的记者张默帮助吕兴臣对稿子作进一步的修改和充实。1959年7月23日，《解放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题为《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长篇通讯，并配发了评论。这篇通讯一发表，立即在上海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接着，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晚报》、《劳动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都纷纷从不同角度争相报道好八连。南京路上好八年的事迹像春风一样一下子传遍了全国。毛主席看了八连事迹的报道后也非常高兴，并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八连颂”：“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中央军委还作出了全军向好八连学习的决定，南京路上好八连一时成了轰动全国的典范。八连事迹在全国传开以后，八连所在的上海警备区领导也非常重视对八连这一典型的培养和宣传，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还萌生了将八连事迹搬上舞台的想法。1960年5月，王必成在招待路过上海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时，对随行的南京军区文化部长、剧作家沈西蒙说：“沈西蒙啊，这下你要留下买路钱；你钱也不多，留不起，那就算了，但是你要帮我们做件事。你知道吗？上海有个好八连。你是文化部长，写了不少戏，也要为我们好八连写个戏啊！你这次来上海就不要走了，军区领导那边我来打电话。”沈西蒙说：“宣传好八连，这是好事啊。司令讲了，我坚决执行；但我有个条件，到八连去蹲一段时间。”王必成高兴地说：“没问题，你要蹲多长时间就蹲多长时间，一切由我来安排。”许世友也给沈西蒙下了死命令，他后来让王必成转告沈西蒙说：“你告诉沈西蒙，这个任务完不成就不要回南京了！”于是，本是路过客的沈西蒙便剃了个光头来到八连蹲点。为了加强写作力量。他又把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的编导漠雁和刚调进上海警备区宣传部文艺处的吕兴臣抽到八连来协助他写戏。他们三人和八连战士一样到南京路上站岗执勤，感受着南京路上的诱惑和复杂，对于八连战士在特殊条件下的思想生活有了切身的体验，并积累了许多“使人发笑而又令人深思的趣闻”。如有一位战士命令人力车上的胖乘客下来拉瘦车夫；有一位副连长用仅有的津贴买了一双花袜子，并带头学会了跳交际舞等等。类似这样的“趣闻”，实际上是表现了我军由农村进入城市这一历史转折点上的一些新的思想问题，后来《霓》剧的成功与这些生动而又令人深思的趣闻是分不开的。因为正是这些趣闻使作者找到了人民解放军必须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才能永远成为一个战斗队的深刻主题。为了更好地拓展剧情，他们三人商量决定将剧本的大背景放在1949年解放上海前夕至1950年抗美援朝后近一二年，因为那个时期正是历史大转折、大变革、大碰撞的时代，更容易反映出我们的战士的情怀。背景确定以后，沈西蒙随后又对剧情进行构思，一个多月后，一台以八连为原型的话剧框架便在他脑海中成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连队在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后，转入警卫南京路的任务。受美帝国主义指使的蒋匪特务老K、曲曼丽等妄图用资产阶级的“香风”毒气瓦解连队官兵的斗志。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悄然展开……。由于有吕兴臣对好八连的生动报道作底子，又有了八连的生活体验，仅仅花了一个月时间，由沈西蒙执笔的多幕话剧剧本便完稿了。剧名最初叫《南京路进行曲》。在修改过程中，剧名曾改为《霓虹灯下遭遇战》、《霓虹灯下的奇兵》，后在前线话剧团排演中正式定名为《霓虹灯下的哨兵》。对于这个剧本的问世，沈西蒙在一篇谈及霓剧创作时曾这样写道：“上警的老记者吕兴臣同志，他是随八连部队同步进入上海市的。他写了个关于八连的长篇报导，文中写了八连大大小小好几十个事迹故事。好八连的生活是《霓虹灯下哨兵》剧本基础，那老吕关于好八连的报导对《霓》剧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初稿是在苏州脱手，接着‘前话’导演漠雁同志的投入，三个人日夜切磋、‘打铁’、‘炮轰’……。”《霓虹灯下的哨兵》在选材上突破了写部队生活往往离不开战场、操场和营房的习惯写法，根据我军入城之初的实际斗争生活，把部队放在广阔的社会环境之中，从人民解放军在五光十色的上海南京路上站岗这个侧面，通过众多的人物和复杂的斗争线索，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统一在坚持和发扬我军光荣的革命传统，打退资产阶级“香风”的进攻的主题之下。这在描写人民解放军的体裁上可说是第一次。剧本出炉后，立即引来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剧里写了排长闹离婚，战士公然离队出走，写了部队阴暗面，是丑化好八连形象，是毒草，这是给我军抹黑，不能上演。也正因为这个，有关领导还下了一道命令：《霓》剧稿本不许外传。这可把沈西蒙等人急坏了。好在关键时刻，远在北京的《剧本》杂志主编张颖为他解了围。张颖是周恩来总理在重庆战斗时老部下。她通过密友关系“偷读”了这部剧稿后，很是欣赏，便将剧本遭遇报告给周总理。周总理听了说：“难道我们的干部都是铁打的，没有思想感情吗？连个排长都不允有缺点，难怪作家叫苦啊。”“戏已经写出来了，还是让演一演、看一看嘛；是不是到北京来演一演、看一看呢？”陈毅副总理得知此事后也生气地说：“真是乱弹琴，一个娃娃子排长，就那样了不起？一点毛病都不许有？我看这种瞎指挥硬是要不得！怪不得人家知识分子满腹牢骚！”周总理关于霓剧的讲话传到南京，有关领导才勉强同意霓剧进行试排。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立即投入了上演工作。尽管如此，当霓剧在为军区领导进行彩排时，军区有关领导却仍以该剧给解放军抹黑为由不许上演，霓剧再次遭禁。其实，当时像霓剧这样的遭遇在全国绝非个别，这种现象引起了周总理的关注。１９６１年为筹备“话剧、新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即１９６２年广州会议)，周恩来总理让文化部和中国剧协派专人到全国各大区了解创作情况，主要是行政领导干涉作家的情况，说是要在会议上讲讲这个问题，以便让作家解放思想，发挥他们的创作积极性。不久从南京回来的人向周恩来同志汇报情况，说是南京军区话剧团沈西蒙写了一出新戏《霓虹灯下的哨兵》，在彩排时军区领导看了，认为有些情节给人民解放军脸上抹了黑，没有允许演出。戏也就放下了。由于周总理事先从张颖那里也得知霓剧的一些情况，便不满地说：“有毛病的戏也可以看看嘛！”不久，周总理到上海视察工作，特地将沈西蒙、漠雁从南京召到身边，听取关于《霓》剧情况的汇报。总理这一举措使霓剧再度“起死回生”，有关领导于是作出同意“内部征求意见演出”的决定。虽然霓剧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获得了一张内部演出的“准生证”，但沈西蒙等人并没有为此感到有丝毫的轻松。因为在内部演出中，关于该剧“香花”“毒草”之争始终不绝于耳。霓剧也因此未能获得公开演出的机会。沈西蒙担心长此下去，《霓》剧就有可能在意见纷纭、领导难下决心的情况下，始终在“内部演出”的圈圈里徘徊，耗时费日，无疾而终。正在沈西蒙为此感到苦恼时，他接到南下参加由周总理主持的广州创作会议通知，他决心趁此机会当面请周总理为《霓》剧“解套”。果然，在这次创作会上，周总理对霓剧很是关心，并特地要沈西蒙谈谈霓剧创作最新情况。沈西蒙便向他介绍了为突破真人真事局限，通过塑造陈喜、童阿男等人物，大胆展开内部矛盾交织描写，激化冲突的情况。周总理听得很认真，频频点头说：“好啊，好啊，可惜我还没看到戏！”沈西蒙精神为之一振，说：“总理什么时候要看，我们什么时候把戏送给总理看！”周总理笑着点点头，连声说好。广州会议后，沈西蒙又随周总理到了苏州。在苏州，周总理又就正面人物创作谈了自已的看法，他说“写党的领导干部，不要把他们写成个完人，一出场就不同凡响。写共产党员首先要写成平常人，其次，才是写与别人有所不同。比如，他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党交给他的工作上，他能把别人的正确意见吸引过来，自已想错了，就吸收别人的。他非常平凡，又不平凡，像李善子那样……。”周总理一番话将沈西蒙心头的忧云一扫而空，更坚定了排好了这出戏的信心。在临别时，他又一次请总理看霓剧。周总理连声说：‘好好，早就听说那也是个好戏，我们一定找机会看看！”沈西蒙回到上海后，将周总理对霓剧的关怀和他关于正面人物创作讲话给大家作了介绍，大家听了无不为之欢欣鼓舞，在排戏上更加入心了。大家多么盼望能早日到北京为周总理演出啊！1963年2月16日，正值江南桃红柳绿的时候，从北京来了一个大家企盼已久的好消息：军委总政治部来令调霓剧去北京演出了！周总理要看戏了！周总理要看咱们演的戏了！剧组立即欢呼成一片，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工作。2月20日，霓剧剧组全体人员来到北京为全军政工会议进行首场演出。演出时周总理、邓颖超与几位中央首长在事先没有通知情形下突然来到剧场。这使剧组感到又惊喜又紧张。因为照原定演出安排，大家准备多演几场，让演员熟悉北京舞台和观众后，再为总理演出的，想不到总理竟提前到场了。总理的出现使大家热情更加高涨，决心尽全力将戏演好。果然，当晚的戏演得意外的流畅，充满激情，这使沈西蒙大大松了一口气。看完戏后，周总理与邓颖超等中央首长高兴地走上前台与演职员们热情握手。周总理还称赞说：“你们给首都人民送来了一台好戏！”罗瑞卿总参谋长也对沈西蒙说：“沈西蒙啊，你是在走钢丝啊，往左边倾一点不行，往右边斜一点也不行。你在钢丝上走得不错。”周总理与罗总参谋长的一席话使大家深受鼓舞。而周总理对霓剧这次进京演出也很是重视，在随后的短短八天里，他连续看了三次演出。有时到剧场晚了，就在后排找个空座悄悄坐下，静听观众的反映。并且，还不时地询问观众对霓剧的意见。有一次，当霓剧第二幕闭幕时，大家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大声问道：“同志们这个戏好不好啊？”全场立即响起“好啊！”，大家回头一看，原来问话的正是周总理。周总理之所以对霓剧是如此的重视，这并非没有缘由。自广州会议以来，总理一直在热切盼望能有描写现实生活重大题材的优秀作品涌现出来，以带动更多的作家冲破思想束缚，大胆投入到这一领域题材的创作中去。霓剧的出现正合总理之意。在霓剧进京演出期间，总理一有机会就抓沈西蒙或导演、演员舞美设计，推心置腹地谈意见，从大剧本中的人物性格，情节构思，小到导演演员的表演细节处理，就连舞美服装道具等方面的设计也从不轻易放过。有时为一段戏，一个细节，反复思考推敲，竟夜不成寐。在座谈中，周总理还要求剧组迎难而上，把剧中复杂的内部矛盾处理得更准确、更尖锐、更有戏剧效果和说服力。2月28日晚，周总理在看完第三次演出又亲自主持召集文化部领导人和首都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周扬、田汉、夏衍、曹禺、老舍等都出席座谈会。大家都肯定这是一出反映部队现实生活斗争的好戏，同时也提出一些加工提高的意见和建议。周总理在会上说：“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十几年了，请大家说说，到底这中间有没有戏好写？是不是只有历史、外国人才有戏写？”随后，他又将沈西蒙介绍给大家说：“现在人民解放军前线话剧团的这些年轻同志，深入生活，发现、感受到解放军生活，很有戏。他们写了，演了出来，很受欢迎！这证明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可以写出很多好看的戏来，……你们说呢？我不是说历史不可以写，而是说，写现实生活斗争的作品，应该在舞台上占据主导位置！”随后，总理又将目光转向田汉，说：“田老大，你是话剧界的前辈，话剧艺术的力量在哪里？你最清楚。你说是不是这样？……”在座谈会上，周总理还针对霓剧的遭遇要大家认真对待每一部作品，并说：“一部作品出来不容易，某个领导一句话就给否定了，创作哪能繁荣？”随后，他又就霓剧修改提出了自已的意见。据导演莫雁回忆，周总理对剧本导演演员提出的意见竟达五十七条之见。当然，他并没有将这些意见强加给剧组，谈完意见后总是谦虚地说：“这些意见不成熟，仅供你们参考。是否改，如何改，由作家、艺术家们自己定。”1963年4月2日，周恩来、邓颖超还特地邀请《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的同志到自已家吃饭。当时，周总理因有事晚一些才能回来，便让邓颖超在门口迎接客人。当剧组到周总理家门时，邓颖超早已等候在那儿了，她亲切地对大家说：“总理还在接见外宾，等一会才能回来，要我代表他迎接你们。”大家进屋后，邓颖超边大家倒茶倒水，边说：“今天请你们吃饭，是恩来和我私人的事情。钱是我和恩来用劳动得来的工资。不过我们没有粮食，恩来也不愿意为私事动用国家的粮食。好在你们在家吃饭也是要用粮票的，按你们的定量交，就不增加国家的开支了。还有，因为你们是难得的客人。我们备了点烟茶招待。为了节约，你们现在坐在什么地方，吃过饭后还坐在原处，这样，茶水就不用换新的了。”看到总理的生活是那么的简朴，大家十分感动。过了一会儿，总理回来了，一阵寒喧过后，他对大家说：“我是拿你们的戏去打仗的。”大家听了有些不解，总理笑着解释道：“有的文艺界同志问我什么叫革命戏？你能不能给我们树个样子，让我们好好学习。现在你们就给了我最好的实例，所以说我是拿你们的戏去打仗了。”听了总理的一番解释，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在会谈中，总理还嘱咐大家进京演出回到南京后参考专家们的意见对霓剧再作进一步修改，适当时候再来北京为毛主席演出。周总理的话给了全剧组以极大的鼓舞，向总理表示，回去后一定更加努力，以更好的成绩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1963年11月29日晚，《霓》剧在北京怀仁堂为毛主席进行专场演出。这也是事隔数月后，霓剧二度进京公演。当时，周总理因重要国务活动分不开身，特别委托邓颖提前赶到剧场照料演出，给演员们鼓劲。尽管大家早已知道毛主席要来看戏，兴奋之余，心里还是不免有些紧张。因为当时文艺界流传一个说法：毛主席不喜欢看话剧。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邓颖超说：“总理相信你们能把这出戏演好，他要我转告你们不要怕，不要紧张，台词说慢点，说清楚些……”邓颖超的一席话使大家的紧张的情绪缓解了不少。或许事先周总理对毛主席介绍过霓剧情况，毛主席对这出戏很是感兴趣。他到场后对大家说：“现在演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中国有几个人懂历史呀？我算一个吧！……”言语中透出对反映现实题材文艺作品太少的不满。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心情，毛主席在看戏时看得很专注，不时地发出感叹和询问，戏演到动情之处，他还抹起了眼泪。当戏演到战士童阿男受连长批评后要出走时，毛主席拿着一支香烟的手指着舞台上的童阿男，着急地说：“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要走了，就是当逃兵了！”当剧情发展到指导员和连长决定把童阿男追回来时，毛主席又连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当把童阿男找回来后开忆苦会时，毛主席两次用手在脸上抹眼泪。当戏演到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大学生罗克文被特务打伤后，罗克文的母亲对前来给儿子献血的童阿男说“我要向解放军磕头”时，毛主席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当戏演到排长陈喜曾经一度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对农村未婚妻春妮变得冷淡时，毛主席紧皱了眉头，显得很是严肃。当戏演到陈喜受教育后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并表示一定要在战斗中立功，行前向春妮作自我批评，请春妮谅解时，毛主席又连连点头、鼓掌。整个演出过程，毛主席的情感始终随着剧情起伏不定。演出结束后，毛主席一边鼓掌一边走上舞台同演员们一一握手，还在台上来回走动个不停，边走边说：“这是个非常好的戏，很动人，写的好，演得也好。连长、赵大大，还有老班长，演得好。因为你们长期在部队，深入部队生活，熟悉部队生活。可见要想写好戏，演好戏，就得深入生活，熟悉社会。不熟悉工农兵不行，不熟悉社会各阶层的人，也是写不好，演不好的！你们这个戏要多演些，要多给一些人看。”毛主席的一番话话赢得了大家一阵热烈的掌声，更令大家感到鼓舞的是，毛主席在与剧组人员合影留念后还大声说：“话剧是最能及时反映现实的，因此是最有生命力的！”霓剧这次进京公演无论在思想性方面还是艺术性方面都较上次有了很大提高，观众好评如潮，轰动一时。甚至达到了一票难求的程度。在公演期间还曾发生过海军50位少将没有票，专门给总政打报告要票的事。周总理得知这一消息后，很是高兴，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出戏，他还特地通过中央军委做出决定：全军各剧团都要演出这部戏。后来，在文化部和中宣部的共同协助下，地方上的各剧种的剧团也都参加到《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演出当中。于是出现了全国一百多个剧团同演一部戏的盛况。尽管如此，各演出团体演出场次还是供不应求。1963年底周恩来特意邀请夏衍、田汉、曹禺等老专家看戏，一起研究将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搬上银幕，并特别关照：拍电影用演话剧的原套人马，一句台词不能改，一个演员不能换。次年初，由王苹任导演，沈西蒙任编剧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在南京路实地完成拍摄，并在全国公映。这样霓剧随着影片的公映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那个特殊年代人们生活中的一道丰盛的文化大餐，“共和国第一剧”的美名由此传播开来，朝鲜、越南等国还将这部话剧搬上了自已的舞台。1963年《霓虹灯下的哨兵》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颁发的创作演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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