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时代,早期国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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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宝水晶椁

唐长10.5厘米、高7厘米、重437克

1987年陕西省扶风法门寺出士法门寺博物馆藏

唐代皇帝尊奉法门寺佛指舍利,弘建地宫,每隔30年迎送舍利于长安、洛阳的皇宫供养。地宫共出土佛指舍利4枚,其中3枚由织金锦包裹的铁、银、檀香木函以及这件嵌宝水晶椁和壶门座玉棺层层套装,深藏于地宫后室的秘龛内。

《荷马时代、殷周社会、早期国家形态》

汪连兴,《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第131~137页

作者通过分析摩尔根关于荷马时代错误的划分、血缘氏族在早期国家形态下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民主制”以及早期国家形态等,认为无论在中国还是希腊,或是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国家对氏族制度的关系一-般都是先“转化”,后“排挤”。即首先把原始社会的血缘氏族部落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使之转化为隶从于国家之下的统治机构;第二步是逐渐地用地缘和财产关系来排斥、取代血缘关系。因此,国家的发生、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氏族制度本身的异化过程,以及它与国家由相容到不相容的矛盾转化过程。特别是在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一方面,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已经产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史概念,它应当属于文明时代的范畴,和原始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它在国家诞生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氏族制度不仅不排斥,还充分地依赖和利用。恩格斯继承和发展了摩尔根的错误,忽略了国家生长的童年时期,把本应属于文明时代的一部分历史归于野蛮时代。对“荷马时代”和印第安人古代文明的否定,使他失去了对过渡时期的国家形态进行更深入的考察、根据已拥有的部分资料做出历史性透视的机会,并长期束缚着后来研究者的理论视野。

《试析我国古代国家早期形态的形成发展过程》

宣兆琦《历史教学》1994年第10期第3~7页

本文认为,在中国古代国家早期形态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龙山文化时期的部族战争和夏禹时期的平治水土起了很大的作用。作者认为,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部族迁徙运动,迁徙的主要趋向是各地先民从四面八方向中原汇聚。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各部族之间展开了剧烈的冲突,部族战争接二连三发生。部族战争促使了华夏族的形成;创造了王权和王位世袭制度;瓦解了氏族团体的血缘关系,为按地缘区划居民创造了条件;在部族战争中,产生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利;在战争中还产生了金属、城堡等一系列早期文明的元素。我国古代国家早期形态初步形成了,但这时候的国家非常原始和粗糙,它在后来的平治水土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作者还认为,夏禹时期中国发生了一场大水,这场大水给人们带来末日般的恐惧,但也正是在治水中,诞生于古代部族战争中的我国古代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主要表现在,治水进一步强化了王权;治水变传统的王位族内传贤为传子,并且逐渐成为制度,从而使王位世袭制更加规范化;治水打破了族之间的封闭性,增加了部族之间的联系;治水还强化了中央集权,使国家机构进一步完善。炎黄氏族大战中形成的我国古代早期国家,经过禹夏时期平治水土的洗礼,最后终于成熟了。

文字来源《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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